搨书手和巴特比干的工作内容差不多，从来没人写过他们中的任何人。搨书手兢兢业业地誊写着，最后消失在历史中，极少出现在历史典籍上，更不会随着模写出的作品而被流传。大部分人已经忘记他们的存在。
无名搨书手和一个字母的简称K，再加上连名字都没有的鞋子测试员，似乎在提醒我们，抄写员巴特比和书店店员西蒙这种人，忽然停下工作——为之斗争或反对它的意义。顺着这个思路我也在想，也许他们就是真实地反应了内心而已，没有被生活挟持。
这一停，世界就可能会发生一些微小又剧烈的变化，这些变化累积到一个神秘峰值，说不定生活已慢慢变成另一番样子。也许古老的问题并不会全消失，但历史上的每一次小改变都至关重要。
那时，我们迎来的就不再是沉默，而是一个全力创造、留下痕迹的生活局面了——这是个人意义带来的好处。但我们也得看到，巨大的压力也会把现代人打趴，宋元文人画的出现就是个例子——从无名作者签名的一刻，社会责任就压下来了。个人真的有那么大的抗压力吗？现代社会，个人意识崛起后，艺术家“被打趴”的表现就是发疯，古往今来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以前集体艺术的背后是无名工匠的付出，在人数、压力和技术上，文人画无法和秦汉辉煌的艺术相比，原因大概就在这里。
四、
1944年1月2日，在一次外出散步的路上，朋友忽然问瓦尔泽要不要去看荷尔德林纪念碑。当时他们离那里很近，瓦尔泽说：“荷尔德林的命运只是在这里上演的众多人类命运之一。不应因为有名的人而忘记那些无名者。”我不记得，最终他们去了没有，但记住了这句话。以现在的观点看瓦尔泽，他已经非常有个性了，但在他那个年代的处境，和我们在这个时代一样，我们可能比他更清晰地认清了一个事实：机械复制时代就是一个抹去个性的、充满无名氏的时代。
我忽然想到辉煌的艺术史上，从无名氏到有名者的那些变化。文艺复兴前，西方绘画都是宫廷向绘画作坊定制。作坊是合作制的，由分工明确的匠人组成。匠人们只需要掌握自己的技能即可，然后大家分工，按步骤完成绘画。那时的匠人享受着“无名”的保护，他们不承担压力，通常干完自己的活儿就休息去了，第二天接着干。文艺复兴来了，个人有机会独立接单，署名意味着责任，你不仅要一笔一笔创作，还要为作品产生的社会效应负责。绘画的定制方没有变，仍是特权阶层，一旦发生问题，你就完了。
在我们的历史上，中国画发展到宋朝都不兴签名和题款，虽然都是自己画，但按传统都避讳彰显自我。名画《溪山行旅图》上没有作者信息，期初被认为符合历史记载。后来有专家在画的角落，偶然发现了作者范宽的小心思——他在茂盛树木的缝隙处签了名。
在长期由无名氏组成的艺术史上，这个事很大条。其实，艺术之外的历史很缺乏类似的改写。现代生活造成了无名氏越来越多，甚至多到无以数计，可以决定艺术家只能是少数派的地步。个性看似受到包容了，其实越来越稀少。
写作圈子中有不少有个性的无名氏。这些人保持着和世界紧张的关系。我觉得，无名很可能保护了现代社会上的这种人——剑拔弩张的关系，随时可能伤到自己，倒不如像沉默一样，把脆弱的人包裹起来，至少可以默默写下去吧。
“此时此刻，当我把这些话写在纸上，无数其他人也在做同样的事，而我们这些用色彩明亮的封套包着的书，将被加入那一大堆其姓名和书名淹没和消失的书中。”诗人米沃什说的，是一种普遍的境遇。假如，现代人还觉得真实生活是重要的，那么我就可以引用哲学家马丁·布伯在那本1923年出版的小书《我和你》里说过的那句话了：“所有的真实生活，都是相遇。”
在我的想象中，最重要的一场相逢是推石头的西西弗、土地测量员K、鞋子测试员，以及搨书手，从书中走出来，站在一座桥下，抬头仰望。视野尽头是，离职店员西蒙和抄写员巴特比，他们走向了一架由沉默搭起的窄桥。（瓦尔泽原话：“我们在沉默搭起的窄桥上相会。”）
就在那个相逢的瞬间，两个人重叠在一起，只剩下一个人的形象（他们本来就是不同时期精神敏感的人的代表）。既然生活已经很荒谬了，那为之斗争或反对它，也许就是为这一幕发生，创造了一个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