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想起丰子恺和夏目漱石
丰子恺雇一条船，自故乡石门镇出发，沿大运河向南去杭州，用两天时间。他放弃半日便能抵达的汽车或火车，走水路，因途中有古镇塘栖可逗留。
船夫在摇橹，欸乃有声。船舱里设一榻，可卧着读书、入梦;两旁窗子嵌有玻璃，避风雨，也能透窗观察两岸树木、人物和云朵，像流动的画卷;一小桌，可供四人共饮、打牌，“竟像一间小小的客堂”——在晚年所作散文《塘栖》中，丰子恺如是感叹。若独自乘船，他就在小桌上展纸蘸墨，寥寥几笔，勾勒出一幅漫画。漫画中的人，眼睛和嘴巴一概省略，重在以姿势和行动传达内心。画面一角，写三两言语，如：“春燕带得落花归” “此造物者之无尽藏也”“家家扶得醉人归”……笔墨间，尽是江南风致。
船夫远远看见超山一脉青苍轮廓，广济桥如长虹卧波，就低声预告：“先生，到塘栖了!”丰子恺收拾纸笔，起身到船头，看这一座他熟悉、喜爱、无数次路过的古镇，逐渐放大。两岸的店家、作坊、白墙黛瓦，河埠头上捣衣、洗菜、刷碗的妇人，赤裸裸跳入河中洗澡的少年，全面包围视野和内心。
河面上，大船与小舟，帆樯相连，穿过广济桥七个大大小小的桥洞，延续余下的行程。或停泊于岸边，卸物装货。卸下异地异国的煤油、脂粉、自行车、电唱机等工业品，装上塘栖的樱桃、枇杷、桃子、稻米、丝绸、糖色、甘蔗等特产。灯火初上，商人与船客结伴去水北街或水南街游荡，入餐馆或青楼沉醉一番，进戏院听昆曲、越剧或京剧。次日，气色一新，乘船赶路。由此可见，塘栖，这座距杭州城不远不近五十里的古镇，因大运河澎湃穿越，人烟与灯火何其繁盛，财富、欢愉和传奇多么丰盈。
京杭大运河的开凿，始于隋唐，以图国家治理的完整性和融通能力。明清两代，紫禁城日趋内向，对大海和大海以外的世界充满恐惧和敌意，推行海禁政策，更重视大运河功能的完善，不断拓宽河道、调整走向，让南方凭此向北方输送财力、士子、吴语软侬的后宫佳丽，接受京城里来的圣旨、密探、大臣甚至皇帝。半天下之财赋，悉经塘栖出入。当这条河雪落冰封、舟船堵塞，古中国的一次肠梗阻，让南北人民为之疼痛。一八四〇年之后，因英国军队占领扬州，控制大运河与长江的这一交汇处，像攥住清廷睾丸，遂有了《南京条约》的签订和中国近代史、现代史的全新书写——刀尖与笔尖，蘸着血泪与烽烟。
大运河原本流经临平，但淤塞严重。元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水浒传》中宋江的原型人物张士诚，率将士改变运河走向——弃临平，在塘栖拓宽河道，使这一小渔村迅速繁荣成为江南名镇。岸边，出现一系列码头、作坊、工厂、仓库，有了皇帝的行宫、御碑，有了教堂和礼拜仪式，有了各种外语、方言、戏曲、流言蜚语、传奇故事，也就有了丰子恺对这座小镇的深沉眷恋。一次次乘船抵近、上岸，喝一壶梅子酒或米酒，配几碟小菜。若有雨，丰子恺会更加愉快，想起“画船听雨眠”“夜船吹笛雨潇潇”等前人诗句，觉得自己不是一个现代人了。打一把伞下船，去水南街的廊棚下坐半日，听雨复看雨，远近人事忧欢，清晰浮现于心头。若五月路过，枇杷成熟，他会买来一串带到船上，吃着去杭州。如此缓慢而细腻的喜悦，那迅疾而潦草的汽车和火车，无法给予。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他携妻挈子，远走西南避祸。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回石门镇，缘缘堂在日寇轰炸中化为废墟，草木萋萋鸟惊心。无家可归。随即丧失一条从石门镇到杭州的水路。移居上海，终老于那座大城。在漫画里、文章中，反复画这一河流，写这一小镇。
二〇二二年秋，我与诗人树才、缪可构、荣荣相约，分别自上海和杭州这两座与丰子恺有关的城市出发，到塘栖游走散心。各自乘汽车而非坐船来，就少了民国初年文人的风雅。周作人在《乌篷船》《苦雨》中，描叙过与丰子恺类似的经验：雇船去乡下看戏，坐船头，看才子佳人唱念做打，困了，进船舱倒头就睡，“我觉得也可以算是理想的行乐法”。未言及塘栖，大约没来过这一小镇，是他的遗憾。
我们住在水北街，酒店由明清时期一座米仓改造而成。睡下来，感觉自己与一袋米相比，芜杂、沉重而无用。反复沿运河散步，反复越过广济桥，白天或夜晚，独自或结伴。周遭景象，迥异于丰子恺所见所写。河面安静，没有船来帆去的喧闹。原因：一方面，为保护广济桥，近年在塘栖镇旁另辟新河道以通船;再一方面，陆路与空路密集交织，使大运河运输功能日渐衰退，着重于供人怀古、审美与沉思。故，当下塘栖，旅行社三角旗颇多，梅子酒和枇杷一类伴手礼颇多，咖啡馆与酒吧颇多。从前围绕商人、船夫、农作物而生存，现在面向游客呈现自身魅力，塘栖在蝶变，正如时代在嬗变乃至剧变。
唯有食物滋味不变。走进丰子恺喝酒吃饭的小餐馆，我们喝酒、吃饭。枇杷和梅子酒，当属于暮春初夏时节。眼下，有粽子和米酒，可咀嚼到与前人相通的甘苦辛酸。就感觉丰子恺一路跟随，出餐馆，迈上广济桥，过河，对我们戴口罩的脸、漂浮的步态，很不放心。他似乎仍在顽固地朗声陈述：
我谢绝了二十世纪的文明产物的火车，不惜工本地坐客船到杭州，实在并非顽固。知我者，其唯夏目漱石乎?
我能洞彻一个民国文人的忧虑吗?他抵触“火车”这种文明的产物，与夏目漱石一致。这个日本作家曾感叹，“像火车那样蔑视个性的东西是没有的了”，“把几百个人装在同样的箱子里蓦然地拉走，毫不留情……大家用同样的速度奔向同一车站”。在疫情期，病毒通过飞机、火车等现代交通工具传播，没有任何一人、一城、一个国度，能置身事外。“同一车站”里，有我们共同的、无法区别和选择的命运?在塘栖，想起丰子恺、夏目漱石，感觉他们在陪同几个郁郁寡欢的后生，上桥、过河、唠唠叨叨，我，就不觉得那么孤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