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蒋蟒兄弟还要什么装备。他说除了工作服，还有安全帽和工作皮鞋，这几样必不可少。如果被摄像头抓到，就是上纲上线的大问题。偌大的厂区摄像头无死角，那摄像头会不会比灯具还多？我把这疑问说出来，蒋蟒兄弟没有回答。
大厂变了，到底变在什么地方，我一时也说不清，只有一种复杂的变了的感觉。但也有没变的，物质的大厂没变，还有大厂人那种温暖的感觉没变。我缺进二道门的装备，蒋蟒兄弟递给我安全帽，大厂工会李主席把他自己的工作皮鞋送给我。尽管是生面孔，但他们还有人知道我的名字，那份欣喜，那份温暖，我用游子的身份全部收藏起来了。
进了二道门，我才知道大厂变在什么地方。大厂的变化，在我的心中可以说是五味杂陈，更不知如何表达。世间万事万物都在变化，大厂的变在预料之中，但如何变、变成什么样，如果我今天不回大厂，靠想象永远不会得到答案。面对一个意料之外或者说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结果，我的心中自然有些酸楚，有些荒凉。
从建筑方面说，大概只有化工企业的建筑是千篇一律的。像小说家一样，笔下人物性格确定之后，就只能跟着人物性格走了。管道、罐、塔，是化工建筑三个标志性物件，所谓化工建筑也就是由这三大件组成。最奔放、浪漫的化工建筑设计师，也必须服从管道里固体或者液体的性格，并跟着性格的规律设计，来不得半点性格之外的发挥。小说家笔下人物性格千千万万，而化工管道里那些东西的性格则大同小异。小说家笔下众多人物都是趋异不求同，而化工设计师的设计是趋同不求异。
蒋蟒兄弟指着一片白色气体下面的管道和罐、塔说：这是你走后新增的。其实他不说我也知道，这一片土地之上，以前是大厂的一些辅助单位。辅助单位剥离后，大厂的主业，也就是核心装置，开始朝这边转移。新面孔在我的眼睛里之所以新，是因为它们代替了辅助单位的老建筑，我是第一次见到它们；还有就是包裹在管道和罐、塔外表的保暖材料还不曾露出陈年老垢。我们从新面孔往老面孔走，一路停停看看，那些管道和罐、塔，与我离开大厂时比，也没有什么异样，但感觉还是告诉我，这里变了，绝对变了。这变化，不是指增加了多少新面孔，仅只是数量上的增加，与变无关。
后来我才感觉到，生产区的变化来自气氛，一种荒凉的气氛。虽然管道、罐、塔还是老面孔，但这些老面孔周围的气氛变得让人心慌心跳。这气氛是如何变成如此的？怎么会产生这种感觉呢？此刻，我也说不清楚。
以前，生产区支撑管道的水泥构件上，挂满了横幅和宣传牌。尿素装置连续一百天，一百五十天……整个生产区都挂满了庆祝的横幅标语。如果连续二百天，那就是大厂的节日，不但生产区张灯结彩，连生活区也被庆祝的横幅标语覆盖。那一份热闹，那一份自豪，都在横幅标语里。
生产区还有个令我难忘的记忆，就是车间门口的黑板报。车间门前的黑板报，是大厂“笔杆子”的摇篮，大厂当年的笔杆子，都是从写黑板报稿件开始的。我的文学启蒙老师，工人作家龚学仁，就是从黑板报起家的。龚学仁既写小说又写散文，在那一代工人作家中，他是备受省作家协会重点关注的对象。我所谓的第一篇稿子，也是给车间黑板报写的。大厂工会和宣传部每年都联合举办黑板报竞赛。除了既看稿件又看排版艺术的综合奖外，还有版面奖和单项的稿件奖。在车间的六年，我每年都有黑板报稿件获奖。后来，我到宣传部当新闻干事，办报纸时，选调编辑记者都是优先考虑办黑板报的人才。
我和蒋蟒兄弟一会儿走在管道下，一会儿又走在罐、塔旁。估计生产区快走了一半时，我突然意识到沿途还没有碰到一个人影。我抬起头望向塔尖，只见一团团蒸汽，像村庄的晚炊，袅袅地在天空上缭绕；还有嗡嗡嗡的声音，应该是在七十分贝以下，不仅没有给耳膜造成不适的感觉，还仿佛给起伏的管道，林立的罐、塔赋予了生气。
如果天空中没有飘荡的白色气体，我就感觉自己如同进入了荒无人烟的原始森林，只是这森林是由钢铁构成。一根根管道有的横在水泥架上，有的就在我的脚旁或者脚下，还有竖着或者弯曲的；一路走来，我没有数清楚到底有多少大塔小塔、大罐小罐。它们都像树木一样密密地从地面升向天空。此刻，我突然有一种奇异的感觉，一种硬的铁的感觉。就是这种感觉让我心凉。至此，我才意识到：这些管道、罐、塔下面没有人，就算稍微有点人的气味、人的活动迹象，也都被钢铁的气味覆盖了。
生产区上的励志标语没有了，庆祝连续运行的横幅，还有各类时事政治的宣传牌，也不见了。车间门前的黑板报也无踪迹。以前，看到罐塔下的黑板报，就能分辨清楚这是什么车间，那是什么车间。一个老化工，只要知道是什么车间，就知道这些罐塔在干吗，也就知道管道里流淌的是什么。我明白了：那些横幅、宣传牌、黑板报，是这原始森林般的生产区的人间烟火，它们像一支支强力胶，把人气一点一点地黏附在塔林间。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一股学习域外先进生产技术和优秀管理经验的浪潮在大厂汹涌起来。领导考察之后回厂作报告，我们在台下一坐四个小时，连上厕所都忘记了，脑壳里全部被羡慕、兴奋、向往占满。域外和大厂生产能力相当的同类工厂，全是现代化的控制中心，生产区每一个阀门的关和开、每一台泵的运行与停机，都在控制中心一键完成；让我们更惊异的是，我们有五千多员工，而他们只要四百多人；还有，他们的月工资是以多少万美元计算，而我那时的月工资刚过一千，以人民币为单位。可想而知，我们是多么羡慕和向往那种现代化的大厂，也多么期盼我们的大厂能成为那样的现代化大厂，只是我们在羡慕与期盼之时，还没有来得及思考我们需要付出一些什么代价。
今天走在这丛林般的罐塔下，那种见不到同类的凄凉感，让这个曾和我相伴二十八年的大厂，变得陌生，一种熟悉中的陌生。我的眼睛对它是熟悉的，而我的心、我的感受对它是陌生的。
其实，我应该为今天的大厂感到高兴，感到欣慰。我被剥离时，大厂连续多年亏损，近乎残喘。今日翻身变成盈利大户，又一次成为东洞庭湖畔的明珠。大厂命运的转折，或许就是从管道、塔林间氛围的变化开始的。
对今日大厂而言，我的惆怅是没有理由的，但就个人情感来说，我的怅惘也是发自内心并且真实的。是不是只有我用了一种温暖的情感，把一段模糊而苍白的往昔并不真实地包裹起来了？或许是，也或许不是，我说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