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去世之后，我回家的次数稍多一些。妈妈不太会用微信，她在她的微信同学群里很少说话，我教她怎么用微信发图片，怎么用拼音打字。我妈的汉语拼音非常好，曾经有一大爱好就是查字典，但现在更习惯手写输入，喜欢玩成语接龙，不会用打车软件和外卖软件，爱看短视频。她那个同学群里有九个人，我疑惑，大学同学一个班怎么也该有二三十人吧，难道都死了，就剩九个了？妈妈说，死了好多了，有一个同学某某，死的最早，不到30岁就死了，1966年，运动一来就自杀了。对于上一辈人到底经历了什么，我其实不甚了了。我爸爸曾经是北京二通用厂的年轻工人，上班的地方离家远，我奶奶给他做好饭，叮嘱他，有个事由（方言，指工作）不容易，不能靠哥哥嫂子，你得靠自己。大概是在1961年，我爸爸吃了太多杂和面窝头了，央求我奶奶，您给我做一个净面窝头吧。净面窝头，就是纯玉米面的窝头。后来我爸爸考上了北京政法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由工人变成学生变成干部，到我上大学的时候，这个专业还在招生。奶奶的声音隔着岁月传过来，“有个事由不容易”，还有爸爸的声音，对着他妈妈说的，“您给我做一个净面窝头吧”。
U2乐队的主唱波诺，在他爸爸临终之时，给他爸爸画了几张像，他跟爱尔兰临终关怀基金会商量，用这几张画做点儿什么事，他们约请爱尔兰和英国的作家艺术家，就父子关系写了几十篇文章，编成一本书，这本书的收益全部捐献给临终关怀基金会，用于夜间护理项目。该项目每年提供1400次夜间的免费护理，照顾那些留在家里的病患。我看过这本书，感叹于那些良性的和不那么良性的父子关系，但对夜间护理没什么概念，夜间护理都是我妈妈做的。妈妈照顾爸爸，扶着他上厕所，夜里还给他一点儿吃的，照顾了很久。8月的一天夜里，妈妈把一杯酸奶放到爸爸嘴边，隔了会儿，发现酸奶没动，爸爸死了。
我和爸爸的关系不是良性的，也不是恶性的，有过一些矛盾争吵，后来彼此很客气。爸爸去世后，我有一种强烈的虚无感，还会觉得牙齿有些松动。爸爸有糖尿病，我怕自己也染上糖尿病，但我儿子提出要去稻香村买点心的时候，我还是很高兴，我会买点儿萨琪玛，忍不住一晚上就吃好几块。我爸爸给我买过萨琪玛，那是我最喜欢的点心。我考试成绩好，他还会带我去吃酸奶。和平里104路公交车总站对面有一个奶站，爸爸骑车带我去，那是我非常美好的记忆。所以我儿子提出要吃冰激凌的时候，我也很高兴，带他去冰激凌店，挑一个喜欢的口味。不过，我也警惕自己，爸爸传给我的东西，不要再传给我儿子了，那就是“胆小”。爸爸始终是一个胆小慎微之人，唠叨。我也始终是一个胆小慎微之人，心里唠叨，爸爸总告诉我，这世界多可怕，我想告诉儿子，别怕。
爸爸去世后，我经常会想起他，想起小时候的一些场景，比如每到星期天，他总要洗一大盆衣服，用搓衣板和洗衣粉，院子里有一根铁丝，上面晾衣服。比如家里有一根扁担，两个水桶，他要去挑水。那时宿舍区里有一个地方叫“水管子”，类似于水井，居民要到水管子挑水，家里有水缸，爸爸用扁担挑两桶水，我只能拎一桶水，想着自己力气再大些，就能用扁担挑两桶水了。可没等我力气变大，家家户户就通了自来水管。不过，最幸福的场景是那一幕，不知道四个画框或者八个画框能不能放下，那个场景是抓鸡。
我家里养过一只母鸡，每天下蛋，每天那一个鸡蛋是给奶奶吃的，打在碗里，浇上开水，就成了一碗鸡蛋汤，奶奶每天早上喝一碗。如果我生病了，那个鸡蛋就给我，奶奶做一个糊塌子给我吃，或者做一碗面条汤，窝一个鸡蛋，撒上白胡椒粉，吃完了就退烧。对我来说，鸡蛋非常珍贵，甚至是一种奢侈品。后来我在三联书店上班，每天中午去君琴花吃饭，点的是同一道菜，剁椒炒鸡蛋，那一盘至少有三个鸡蛋，这让我很满足。我写稿子，每个字的稿费差不多一个鸡蛋，每天写五百字，就有五百个鸡蛋滚滚而来，这让我很有成就感。回到童年的那一天，大概是要过年了，我爸爸早上起来宣布，今天要杀鸡，炖鸡汤吃鸡肉！这个决定让我震惊。爸爸拿着刀，我跟在后面，去鸡窝，那只老母鸡飞起来，窜上屋顶，羽毛纷纷落下。我上房抓鸡，母鸡在屋顶奔跑，跳到前一排宿舍的房顶上，我下来，跟着爸爸抓鸡。那只鸡在房顶上跑，偶尔也掉下来，又飞到房顶上。我们当时住在239厂宿舍的三区，这只鸡跑到了一区，直线距离超过一百米。爸爸眼睛不好，我要盯着那只鸡，判断其去向，等着它掉下来。在一区一户人家的院子里，我们抓到了那只鸡。爸爸左手拎着鸡，右手拿着菜刀，从一区返回三区。正是冬日的早上，二区水管子那里聚了好多人，在刷牙洗脸，他们看见我爸爸，都行注目礼，我很骄傲地跟在我爸爸后面往家走，我们要杀鸡了，我们要吃鸡了，我们抓到鸡了。太阳刚出来，周围有一层温暖的红色。记忆不靠谱，那应该是过年要杀鸡，那应该是冬天，可我记忆中的那个早上，阳光是那么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