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婆婆的病情，公公的心病，两位老人决意离开生活了半辈子的坪上，放弃了近两亩土地的宅基地，在碧口镇杨家坝买了四分地，与小儿子共同修起两套设计合理的房子。新房子有卫生间，有厨房，有卧室和客厅，是老人心里希望多年的房子。公公住进新房子的第一天，感慨万千地说：“要是没有地震，我们这辈子都住不上这么好的房子。”可婆婆仍然麻烦，住进新家她不吃不喝，吵闹着要回坪上去住。无奈，只好带她到坪上去看看，她晕车，死活不坐车，给她喝晕车药，她坚决不喝。公公说她是装的，都不要管了。但婆婆确实有病，经过四川广元第四医院诊断，婆婆患的是焦虑症。
婆婆的病有一半是来自爬进帐篷的蛇的惊吓。
接下来婆婆要坚持服药，可她不愿意服药，每次吃药，公公跟前跟后，像哄孩子，尤其是临睡前的安神药，可以让她睡到早晨七点以后。
这样，用公公的话说，就可以少受一次被她凌晨赶出家门的罪。每次被赶出去以后，公公藏在房子后面等待天色一点点发亮才能回家，可每次都被堵在门口的婆婆赶出去。偶尔有一次，公公躲开婆婆的眼睛溜进门，藏进门后，公公便像战胜了敌人一样开心地笑。
时间久了，两位老人像是在凌晨痛苦的捉迷藏游戏中，寻找迷失的自己。
这样的痛苦不是婆婆一个人在承受，是全家人在承受。
婆婆的病根归根结底还是早于她离世的那个孩子。她知道，尘世间再也找不到那个孩子。于是，她用因母爱而产生的疼痛，用凌晨或午后发昏的迷乱时光，来换取短暂的忘却。
幸运的是，婆婆服药后，病情略有好转，但她已有四年不去厨房做饭。她从内心排除了作为女人的天性，这像是一次生命的超越，这个过程中，她已经有四年时间想不起那个孩子，她也许真的已经忘记他了。
夏天的晚上，我们在房顶乘凉，夜色中，婆婆披衣上来，问我们从哪里来？吃饭没有？我们叫妈，她却指着楼梯让我们下去，然后叹息着离开。早晨，我在拖地板，她盯住我笑眯眯地说：“我的幺女（小女儿）长得乖来。”说着上前摸我的脸，吓得我直后退。公公说：“你妈病了才可爱。”下午四点以前，我做好饭，让她先吃，因为到四点以后，她拒绝吃饭。那天，正好在中庙信用社上班的三儿子回家，她用祈求的目光看着我，搓着双手央求道：“让这个儿子先吃，我不饿。”然后把碗硬塞到儿子手里说：“吃，你饿了。”可儿子说他不饿，不吃，她便求儿子吃饭。我让老三陪婆婆一起吃，老三偏不吃，这下急哭了婆婆。直到老三端起碗吃饭，她才露出笑脸。
怎么说呢，说婆婆没病，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说婆婆有病，她又那么偏心眼。这个问题令我困惑，难道婆婆的心底那块冰还没有融化？
时间不长，我因有事没有回家，婆婆便一遍遍问树林：“赵殷呢？”还没等他回答，她便跑出去在路口张望，等不到人又跑回来追问。公公附耳对她说：“有事没回来。”她搓了搓手点头答应。可一会儿又问：“赵殷呢？”树林重复一遍：“有事没回来。”没过两分钟，她又问：“赵殷呢？”如此，问过忘记，忘记又问，一天问几十次。反倒是我回家时，她却从来不问，多数时间对我还有些冷淡。
有一次，打电话给公公，公公说：“你妈的病情日见好转，现在不骂也不打我，就是不做饭。”我心里想，婆婆是否还在想念坪上那间冰冷的厨房？
外表强大的婆婆其实像一片柔软的海绵。病痛折磨得她骨瘦如柴，她也不愿意说出心底的隐痛。她打公公，骂媳妇，消解那块冻冰。也许，她不放弃那块冰是因为那块冰就是她生命的寄托。
我对公公说：“就让她骂吧，打的时候躲远点儿。”公公毫不犹豫地说：“那当然。”
总在希望，如那些年，每到饭后，婆婆总要自己洗刷碗筷，我也要抢着洗，几番谦让之后，还是婆婆洗了。说真的，我害怕洗刷那口大铁锅，要说心里愿意洗，那是假的。如果我在婆婆谦让时坚持要洗，那肯定是我洗了。那些年，我经常不失时机地溜之大吉，将一大家子人的碗筷推给婆婆去洗。
假设，这样的谦让还有，我宁愿继续推给婆婆。
幸好，冻桐子花开，是一场必然的美丽，我就甘愿在年复一年的寒冷中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