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在东方还是西方，诗都起源于对声音的敏感追求。人们很早就发现，声音有它内在的自然规律，并且学习着将这样的规律运用在语言上。
从这样的起源来看，诗的一项工作在于拣选声音，去除掉不重要或者是不好听的声音，留下排比、重要的、好听的声音。
诗和音乐有着同样的根本用心。世界为何开始有了音乐？是当人意识到原来我们活在混乱的噪音环境当中。音乐是从那样的一份冲动而来的，觉得要把传到耳朵里的某一些声音排除出去，觉得要重新整理、安排这些声音，找到更好的、更对的声音品质以及声音秩序。
诗也是一种声音的艺术，只不过诗是对应一般日常的语言声音，抽取出其中部分的声音进行有意的安排。换句话说，相较于松散无序的、一般的、日常的语言，诗就显现成为一种浓缩的、精简的、新的声音。
在传统诗当中，诗必然是浓缩、重新排列过的语言声音。写传统诗最关键的能力就在于选择声音——什么声音是对的？什么声音是好的？依循着音调、韵母、节奏等不同的标准选出对的、好的声音来，诗才能够成立。
传统诗的规矩就在于帮助人去找到对的、好的声音，传统诗的写作是要能够娴熟规矩，依照规矩地安排对的、好的声音。
诗比日常语言要来得精简，许多日常语言中的声音是入不了诗的。日常语言中许多自然的声音次序、声音关系被排除在诗之外，传统诗所呈现的是浓缩之后的声音。而从传统诗到现代诗，浓缩、密集，这项性质仍然极为重要，因为现代诗也是一种浓缩的文本。
语言的使用，我们经常遇到的是“灌水”，一句话能够说完，但却拖成了八句。若想让它有意义，就要把那个拖成八句的提炼，找出真正有意义的那一句。倒过来，诗就是把生活中用八句话来说的内容，硬是浓缩精简在一句里。
一般闲聊时，我们需要的本事，是忍耐不断稀释、拖长的语言，去整理、萃取出真正有意义的那一句。而阅读诗要采取的策略，就是把非常浓稠的语言，予以展开，予以拉长，予以稀释。浓缩日常语言的诗，“逼”着读者不能够用正常的方式来阅读。
那怎么做呢？非得慢下来不可。慢下来，将这种浓缩的语言正常化。
诗以它语言的质量，还有刻意安排的阅读摩擦力，持续并且固执抗拒我们用平常的方式来听、来读。诗就是要求人慢下来，要求人动用更多的感官和思考。
慢下来，在感官感知上是有道理的。人和外在世界之间的关系，不是由外在世界提供多少讯息刺激来决定的，而是取决于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接收。诗以浓缩语言的形式指引我们慢下来，也就是要更全面地动用我们的想象、我们的感受来阅读。
人类已经太习惯语言文字，而且终日被语言文字包围，诗采取了浓缩文字的形式，要把人从“将语言文字视为理所当然”的强烈惰性中拉出来，“逼”人慢下来，“逼”人真的看到文字，让文字尽可能全幅地去触发感受。
法国艺术家马塞尔·杜尚曾经把马桶挂到美术馆的展览墙上，表面上看，这是一出恶作剧。但杜尚他所做的事，不只是恶作剧。同样的马桶被挂到了美术馆的墙上，从不同角度、不同态度来看，我们就会发现：其实自己真的没有好好看过马桶，没有真正认识过自己每天使用的这样东西。
杜尚要指出的是，艺术的关键不在于什么，而在于如何。你愿意用对待艺术品的仔细欣赏态度来对待马桶，或其他日常生活中被我们忽略的物件（如脚踏车车轮），这些物件就具备了艺术品的特性，呈现出离开日常平庸的特殊形体，乃至于光影之美。
日常、平常，这是艺术最大的敌人。如果没有办法离开惯常、日常，我们就永远都只能够看到平庸、无聊，我们感知不到美。
在解读诗的过程中，一些传统、想当然的读法，会把人放进一个察觉不到这些诗句特殊之处的庸俗地方。进到庸俗状态之下，我们就再也没办法磨砺自己的眼光，去察觉到诗中最迷人、最感人之处了。
所以，我们可以将诗人和他的作品陌生化。换句话说，先去除掉你原来认为的李白、杜甫、白居易，先陌生化，将他们重新还原成为一个你不太了解，但你有兴趣、认为值得了解的人。
同样的态度再投射到他们特定的作品中，例如《长恨歌》和《琵琶行》，将过去认定这首诗在讲什么先放到一边，回到陌生态度的状态，一个字一个字读、一句一句读，不要放过。
诗一定有着有机的结构安排，否则不可能变成经典名诗。既然如此，那就表示我们不能从第一句读到最后一句、背到最后一句。我们要思考第一句和第二句之间的关系，读了第三句、第四句，又要回头重新理解第一句、第二句。
如此一直不断地往下，累积的句子越多，我们必须要重新回头检讨、去体会的那个空间也就越大。这个时候才会明白：不必依赖固定的、现成的、有标准答案的传统说法，离开了传统的拘束，我们反而能够好好地体会、好好地理解传统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