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祸福无门，惟人自招”，短短八字，道尽世间万象。如何只招福，不招祸，使家运恒久，福祚绵长？那就是定家规，作家训，正家风。
战国时期有一位杰出母亲，明理大义，训子拒贿，受到齐宣王的高度赞赏。原来，她的儿子田稷由于担任相国要职，接受了下官的重金贿赂，拿回家孝敬母亲。田母不解：“你出任相国已有三年，但俸禄从未有过这么多，难道这是收取了士大夫的贿赂？你是怎么得到这些钱的？”田稷跪在地上如实回答，田母听后非常生气，说：“吾闻士修身洁行，不为苟得。竭情尽实，不行诈伪。非义之事，不计于心。非理之利，不入于家。言行若一，情貌相副。”为官之人应当修身洁行，不得不该得到的东西；老老实实做人，竭尽全力做事。光明磊落，不行诈伪；不符合道义的事情，不在心中谋划。不合理的利益，决不收取一分一毫；要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她训斥儿子：“尽力竭能，忠信不欺，务在效忠，必死奉命，廉洁公正，故遂而无患。今子反是，远忠矣。夫为人臣不忠，是为人子不孝也。不义之财，非吾有也。不孝之子，非吾子也。”在田母看来，臣子不忠，如同儿子不孝。不忠不孝，还有比这更严重的事情吗？田母的一番说教，让田稷羞愧难当，当即退还了财物，并主动向齐宣王坦白了自己的受贿之罪。宣王听了这事之后，非常欣赏田稷母亲的大义，也免除了田稷的罪过。此后，田稷始终恪守母训，清廉为官、克己奉公，兢兢业业、光明磊落，辅佐齐国实现了百姓乐业、国运昌盛。
身教从来重于言教，因为“从善如登，从恶如崩”乃千古不易之理，欲使家风淳正，传之久远，必须给后人树立足以为范，可以终身师之的道德标杆。晚清名臣曾国藩，将曾家数代以来勤苦俭约的好家风进一步发扬光大。他入仕伊始，即立下“此生决不靠做官发财，为后人敛集财富”的誓言，一件青缎马褂一穿就是三十年。他不只严于律己，对家风家教也是格外重视，“家事忌奢华，尚俭。”曾纪泽之妻刘夫人的墓志铭上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曾国藩被朝廷授予礼部侍郎的官职，全家人非常高兴。可是按惯例，前来报喜之人都要有所赏赐，家人又都为了难，因为就连老太太欧阳夫人都不名一文，哪有钱给他，真是好不尴尬。最后，还是刘夫人用自己的陪嫁之资打发了来使。“仕宦之家，不蓄积银钱，使子弟自觉一无可恃，一日不勤，则将有饥寒之患，则子弟渐渐勤劳，知谋所以自立也矣。”人的本质都有好逸恶劳的消极一面，如果父母蓄积足够的钱物让子女不劳而获，坐享其成，他为什么还去吃苦呢？结果坐吃山空。如果“一无可恃”，则逼得他们去奋斗、去谋生、去立业，结果反倒能因穷而图变，而奋发。曾国藩要求子弟们“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粪等事，须一一为之；插田莳禾等事，亦时时学之”。目的就是“愿尔等常守此俭朴之风”，既是子女们的珍惜福分之道，也是或许有一番作为的必由之路。
“欲治其国，先齐其家”。一个人要想治理好国家，首先要管理好自己的家庭。田稷之母当头棒喝，曾国藩以身立范，包拯作《诫廉家训》……古人之所以如此做，就是要用清正廉洁的家风，确保后世子孙为官从政不堕下流、不招灾祸。清以传家、廉以治家，从而使家族树大根深、枝繁叶茂，这也是智慧先哲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