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隔壁我们的诊室，坐在我的位置上。
打扫过的屋子虽然没有焕然一新，却也有了几分鲜活的人烟气。我没有用，也没有给张医生说。他还是一天天骑自行车回家，脸上还是一如既往沉静，看不出疲累和不悦。过几天钥匙还给张医生，中午再去早了，又能听见呼噜声。
他们在院子里闲聊，兴武媳妇和我老师在说她的孩子，我在离他们三五步的压水井跟前洗手，张医生轻轻说，这闺女真是好啊。几个人的目光都落在我身上，我局促得想逃。
2、
白杨镇是秦楚古道上的重镇，炎帝时，称伊国，商朝称有莘之野，又名空桑。我那时回家走过的路，前两年发现了大片的陆浑戎古墓群和古城址。白杨镇春秋战国时期便是洛阳通往江浙的商贸古道，明清时期重兵守戍，便称白杨戍，我们洛南人都叫它白杨树街。据记载，这里清朝时期商贸鼎盛，驼队马帮云集，300年前的山陕会馆还在。抗战时期，河北省许多机关学校迁来这里，是着名的抗日根据地，也是后来的工业大镇。
在这个历史久远，工农兵商文都留着鲜明痕迹的地方，生意人的精明、行伍人的豪爽、庄稼人的温厚、街面人的霸道、大家族的傲慢、混混儿的无赖，都混杂在一起，呈现出一种奇特的、有力的、喧嚣的繁荣景象。
这里离我家不过二十里路，路窄车少的年月，乡亲们很多人都是来这里赶集，买卖牛羊、买猪仔、拉煤、购置家具。商贸古镇独有的优裕和见识，让白杨人有着天生的优越感。十里八乡流传着这样的段子：问一个年轻人是哪里人，如果他仰脸侧目回道：“街里，咋？！”——那他真是白杨人。
我没遇见那样说话的人。每天从街上过，我从不与人讲话，认识的这几个人也都平和，我们说话的口气也从客气变成了随意热络。
新住处是老师帮我找的，在卫生院东跨院。下了班，出门向东，一路上走过理发店、鞋店、派出所、服装店，十字路口向南拐是蔡家胡同，路两侧依然是各种店铺。一三五逢集，东西三四里长的街上只能步行，我们的门前更是拥挤不堪。赶集的人趁着来看病，我们也跟着忙起来。
遇见了两次村里的乡亲，他们惊奇又热切地同我打招呼，我心里又热又酸，不知道和他们说什么。
在这举目无亲的地方，我觉得自己像落入大海的一片叶子，孤独地漂泊着。这孤独不只是无人亲近、无人诉说，最主要的是，我不知道自己的出路在哪里，也没有谁能够给我一点勇气和力量。这尽头，仿佛只有一个不能称之为理想的卑微念头：回去，做一个最底层的医生。这微弱的光，像深夜旷野中的一朵不能再小的火苗，微风一过就能吹灭。
3、
我学得很快，老师开始把一些事放手交给我，自己在旁边看着。她大部分时间一声不响，偶尔我的手法不是太规范了，她打一下我的手，或者碰碰我胳膊，我赶紧纠正。要还是不对，老师不说话，严厉地瞪我一眼，手把手教。没有多久，接生、门诊小手术老师就可以不动手了，她虽然不说什么，但看得出很高兴。学开药治病，全凭看，自己再琢磨。妇科病无外乎炎症和月经不调之类，也有因为治好了不孕症，抱着孩子来感谢的。说真的，老师的理论知识并不高，但是经验丰富，她的用药，单一而守旧，但很是便宜。她说话直而且哏，却还是有很多人找她看病。
几个月后，我向老师申请，说想去卫生院病房学内科。老师同意了。她知道，我们这些孩子，只有两条出路：留在卫生院，或者回去做乡村医生。无论哪种结果，要想独当一面，哪一科都必须学会，实践的能力比书本知识更重要。妇产科的底子基本够处理外科的包扎缝合，内科，是绝对避不开的科目。去大医院学习确实更规范，可那里基本上都是急危重症，一个乡村医生，只要能识别，及时转诊，就够了。乡卫生院在治的病种谱，才是我们最需要学习的。当我们学完了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也还只是一个新手医生，经验一定会积累得很快，但想要做个好医生，一定还要再去大医院进修。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学习费、生活费，大城市与小地方天差地别的费用，也是那些农村父母们选择这里的原因之一。
我去了卫生院，不再日日往街上去，病房楼到东跨院两点一线成了固定的轨迹。
在各科室学习的学生有好几个，我们慢慢熟悉起来。他们中有两个卫生院职工子弟，有几个乡村医生的孩子。他们都算“世家”，门里出身自然有底子也有底气，像我这样无依无靠的学生，算起来只有两三个。
那时的白杨卫生院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外科、骨科、内科、妇产科，都实力雄厚，有当时先进的X光机，是全县除了县里两家医院之外最具实力的医院。特别是骨科和外科，足足辐射了南半个县。这样一个卫生院，能同时带十来个学生，也不足为奇了。
内科在后面的住院楼二楼，两个医生都三十几岁，如果没什么事，他们很少在楼上待，有事去对面楼上叫，不过几十米的距离。
好像也没有多久，范老师说：“我不在这儿的时候，你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不行了再找我。”在几张空白的处方下角签了自己的名字，走了。我受宠若惊也战战兢兢，仗着先前的底子，试着开起了处方。药房里往往是范老师的爱人在值班，她看了自己丈夫龙飞凤舞的签名，上面是相去千里稚拙的字迹，没有审出来什么不妥，照方抓药。
其实，也无非是感冒发烧咳嗽拉肚子之类，重的，不用请示老师直接就动员转院。时不时就有喝了农药的病人拉进来，一路惊慌失措的家属，一身农药味的服毒者，场面杂乱，气氛紧张。喝农药的大都是妇女，生活的重压、琐碎的失望和无望层层叠加，使她们终于绝望。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这些悲伤的事大都发生在秋天？最多的一天，我站在病房外面的木床上，洗了四个胃。
那时的洗胃器是橡胶的，手动。病人躺在光板床上，长长的橡胶管子插入胃中。用绷带缠过的开口器在病人嘴里扩开，防止他们咬断管子，或者抽搐时咬伤舌头。我就站在病人头前，旁边一桶井水，很少来得及去烧些热水兑进去。我往漏斗里灌一瓢水，看着水进去又和着食物残渣吐出来。有时管子堵了，便捏几下中间的球囊，水又流入胃里，翻腾几下，冲口而出。那些呕吐物的样子引起人严重的不适，浓重的农药味扑鼻而来，我的胃里也开始翻江倒海，差一点吐在床头上。一瓢一瓢的水灌进去，吐出来，终于渐渐清稀，气味也越来越淡，一桶或者更多水之后，胃，终于干净。
原本两个人都按不住的狂躁病人已经无力挣扎，躺在湿淋淋的床上浑身发抖。凉水带走了她身体里大部分热量，无数次呕吐使得她涕泪俱下筋疲力尽，如果喝得药多或者时间长，吸收进去的农药甚至使她抽搐。
在洗胃的过程中，护士或者其他学生已经按照老师的医嘱，打进去了阿托品。收拾好洗胃的东西，病人挪进病房，保暖，看瞳孔，一遍一遍推阿托品直至“阿托品化”。这样子的忙碌要持续很久，阿托品经过静脉血管注入体内，五分钟一次，十分钟一次，半小时一次，一小时一次……直到中毒的人脸色绯红，肌肤燥热起来。整摞的空盒子就放在病床边。好多个夜就在这样的重复中过去了。
那时的农药有机磷类的居多，敌敌畏、1059、3911、敌杀死，药虽烈，抢救回来的机会也很大。那些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人，老师说“就算再想死也不会喝药了”。
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喝进去的农药并不多，症状也不重，但她赴死的意志无比坚决，始终闭着眼睛，咬着牙不让下胃管洗胃，也不回答任何人的问话。我们用了开口器强制洗的胃。她的丈夫靠墙蹲着，一副后怕又愤恨的样子。她的婆婆，一遍一遍恨咄咄说着：“都不想想恁小的娃！打几下至于吗？他还能打多重？花钱买受症！”一圈的嫂子婶子小姑子，除了埋怨，没有谁安慰她一下，没有人说一句她的委屈，也没有谁哪怕握一下她的手或者为她拢一拢脸上湿漉漉的乱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