虫虫上了小学以后，我陪他睡前阅读的时间在减少，偶尔我会拿出他最喜欢的《小熊维尼》，随兴地读上一段。
在最后一章，克里斯托弗要离开百亩森林了，他隐约觉得自己的世界要发生变化，也许未必会变得更好。然后，他和维尼之间有一段对话。“维尼？”“是的，克里斯托弗。”“我不会再做那些没意义的事情了。”“永远吗？”“不那么多了，他们不让。”维尼的脑子并不能真正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他不知道克里斯托弗是在跟他道别，他也不知道，这种分别意味着他的死亡。毕竟，他只活在克里斯托弗的想象里。
以前读到这里，我总是忍不住鼻子一阵酸楚。我的孩子在渐渐长大，一部分的他也在消失，或者说，只能永远地留在过去，那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死亡”？
但最近，我发现自己常常在思考，这样的“死亡”，对克里斯托弗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这些成年人在其中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虽然成长总是要付出代价，但在这个极速前进、过度焦虑的时代，我们是否被迫付出了过高的代价？
美国发展心理学家艾莉森·高普尼克用“爱尔兰大角鹿的鹿角”来比喻这个时代的育儿焦虑：“爱尔兰大角鹿是自然选择的结果。鹿角最大的大角鹿在性选择上占有优势，从而繁殖出更多拥有大鹿角的鹿。但结果是，这些大角鹿什么也做不了，因为它们的角实在太大了。”
在追逐最大的“鹿角”的过程中，孩子们遗失的是什么？父母遗失的是什么？而我们的社会，遗失的又是什么？
美国教育家、人工智能先驱西蒙·派珀特曾经将人与知识之间的关系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始于婴儿刚刚出生时。从出生开始，这个婴儿就开始了学习，他通过探索、触摸、玩耍来学习。他不仅学习与物的关系，还学习与人的关系。这是一种由个人驱动的学习。父母也许觉得是他们在决定孩子学什么，但他们实际上起到的作用很小。大部分时候，孩子是在自己学习。等学会了语言之后，他们开始提问，而且只问自己感兴趣的问题。
第二个阶段，始于孩子看到一个感官经验之外更广阔的世界。比如，孩子看到大象的照片，会好奇大象到底吃什么，但无法直接探索这个问题，只能从经验性的学习转向符号的学习，从自主的学习转向依赖他人的学习。到了上学的年龄，他们就完全依赖学校的系统，由别人来决定自己应该学什么。
按照西蒙·派珀特的说法，对孩子来说，从第一个阶段到第二个阶段的转换是一种创伤性的变化，因为上学之后，你必须停止学习，转而接受“被教授”。很多孩子的好奇心和内在本能在这个过程中被扼杀、被毁灭，而少数人的之所以幸存下来，是因为他们学会了一些重要的技能，比如学会了阅读，学会了使用图书馆，学会了如何探索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所谓第三个阶段，就是经历第二个阶段后好奇心和内在本能幸存下来的孩子，重新回到第一个阶段。无论是艺术家还是科学家，他们在重重的限制中找到一种创造性地活着的方法。“他们重新像个孩子一样活着，他们探索、实验，听从内心的驱动而不是别人的教诲，更多地依赖直觉与经验，而不是符号。”
西蒙·派珀特认为技术的职责就是消灭第二个阶段，如果这件事情太难，至少让孩子从第一个阶段到第二个阶段的转变不那么突兀和粗暴，尽量保留孩子作为学习者的好奇心和内在本能。
作为父母，我们最重要的职责，难道不是一样的吗？保护孩子作为学习者的好奇心和内在本能，保护他们面对自己、面对他人、面对世界的惊奇感，也保护他们内心最纯真、柔软、富有诗意的一面。
关于好奇心，以色列作家奥兹有一个绝妙的比喻。他说，每个好故事，都像你小时候伸手去触摸的长椅上新刷的油漆，虽然长椅上写着“油漆未干”，但你是不会全信的，一定要伸手去摸一摸。奥兹说，这种好奇心最为重要。
为什么？因为一个有好奇心的人，不会孤独或者厌倦生命，不会偏执或者陷入灵魂的自我闭锁，不会人云亦云，而是会倾听和想象不同的观点和视角。无论他的人生中有怎样的苦恼或忧患变故，他都能凭借自由灵活的心智和健康的情感，找到一条平衡的路径。
为了让孩子成为这样的人，我们自己首先需要成为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