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有朋友来上海，我必定要带他去东方明珠，仿佛上海除了高度——钢筋水泥的高度，就没有其他什么可以炫耀的了。
在塔尔坪，人们盖的都是平房。在我爹进城之前，他与我小时候一样，是没有见过高楼大厦的，而且根本没有在比两层高的房子里睡过觉。我在带我爹去登东方明珠之前，心里暗暗地得意了一番，心想，爹肯定会大吃一惊，觉得自己儿子与东方明珠一样高大。
我们登上东方明珠的时候，是下午四点左右，阳光反射来反射去，把上海镀成了金色，连那穿城而过的黄浦江与苏州河，也像熔化了的金水。看到玻璃幕墙外边的高楼大厦，我的心潮更加澎湃，总以为那一座座在我爹面前竖起的根本不是楼房，而是我这个儿子的功绩碑。我指着金茂大厦、环球金融中心，以四舍五入的计算方式告诉我爹：“它们都有一百层以上。”
我爹的眼睛并没有被“一百层”拉直，嘴巴也没有因吃惊而张开。我爹说：“一百层有多高？”我说：“差一点点就有五百米。”我爹说：“我们家门前的那座山有多少米？”我说：“这没有量过，不清楚。”我爹说：“这两个相比哪个高？”我们家门前的山是我们那里相对比较低的，即便如此，如果把那尖尖的山嘴子搬到上海来，也足以把上海的天空戳一个大大的窟窿。
我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与我爹比什么不好，为什么偏偏要比高度呢？我想，还是与我爹比比文化吧。于是，我带着我爹在东方明珠上转了一圈，找到黄浦江对面的那一排老洋房，指着那些显得低矮的建筑，依然用四舍五入的计算方式告诉我爹：“这些房子全都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
我爹依然耷拉着眼睛，嘟哝着说：“它们应该被拆掉翻修了。”祖先建起来的那个叫塔尔坪的小村子，算起来远远超出一百年了，但是最先盖起来的房子在哪里呢？其实在老家，人的一生也就三件大事：盖房，成家，生子。所以，我们那里的房子，每隔几年都是要翻修的。谁家翻修的次数越多，就算谁家的本事越大。那些不成器的、懒得翻修的人，岁月的风风雨雨也要替他们将房子毁损、拆掉。
我真想告诉我爹，那些年代久远的建筑为什么成了人们争相参观的景点，城市的建筑为什么不能像塔尔坪的房子一样被拆掉重建，但我还是把话咽回了肚子里。对一个不明白历史是什么，只晓得什么是活着的老人而言，别人的任何说法都是毫无意义的。
我的目光落在了黄浦江边的高档住宅小区上。那个小区曾经因非同寻常的价格，成为上海人对外来朋友炫耀的标本。我指着像火柴盒一样被随意码在一起的几栋房子问我爹：“前边那些白色的建筑，你认识吗？”我爹说：“怎么不认识？不就是房子。上海除了房子还有什么呀？！”我说：“那是房子，又不是房子，你知道它有多贵吗？”我爹说：“有多贵？”我说：“你猜猜吧。我们打个赌，你猜错了的话，就告诉我你一辈子存了多少钱。”我爹嘟哝着说：“赌就赌，我猜对了你明天就买一张票把我送回去。”
我爹怎么可能赢呢？但是我爹的赌注让我心里一凉。我爹说：“六七十万块钱到顶了。”我说：“你是指一间还是一栋？”我爹说：“当然是一栋呀。”我想，爹能猜出这个数字，肯定是综合了这些天的经验，把说破天的胆子都用上了。我说：“再猜一次吧。”我爹嘟哝着说：“一两百万块钱一栋撑死了。”
在过去，我只晓得我爹与这个世界之间有落差，但这落差具体是多少我是说不清的。我现在终于明白了，我爹像一颗绕着地球旋转的小行星，他与地球之间的距离应该在三十八万公里左右。
我再一次犹豫了。面对我爹，我一次又一次地犹豫，是因为有些事看着像真相，对我爹而言就成了谎言。我不晓得要不要告诉我爹，面前那几栋白色的房子每套的价格都在一亿元以上，保守地估计一栋楼应该值一两百亿元。
我说：“上海的房子是按平方米卖的。”我爹说：“要拿尺子量吗？曲里拐弯的，哪里量得清呀！”我说：“金贵的东西都这样，你养的猪是论斤卖的，去灵宝淘出来的金子是论克卖的。那房子一平方米卖二十多万元。”
我爹的眼睛直了那么一下，更多的不是吃惊，而是怀疑。我说：“爹，你输了，说说你现在有多少钱吧。”
我爹有多少钱，除了他自己可以精确记忆到十块钱，其他人是不清楚的。我爹这一生，最大的乐趣就是存钱。他有一个习惯，当手上的钱达到五十、一百元的时候，就会拿到信用社存成定期。为了存钱，我爹能想出无数的花招，比如把香菇、木耳卖掉一点儿，比如去山上砍一根椽子卖钱，甚至把我们送他的烟酒拿到小卖部里兑现。
我爹说：“我死了，那些钱终归是你的，我就给你透个底，大概有五万块钱吧。”我有些心酸，指着前面的高档小区说：“你一辈子受那么多苦，图什么？全部拿出来在人家那里也只能买巴掌大的地方。所以呀，那些钱你自己留着，该吃就吃，该穿就穿，该送就送，别太小气了。你现在都多大年纪了，再怎么吃吃喝喝的，还有几年光景？”
我不是看不起我爹的那五万块钱，我只是想让他明白一个道理，一辈子别一味存钱。为了存那五万块钱，他耳朵聋了，眼睛花了，牙齿掉光了，头发胡子全白了，手上全是茧子，整整一条命几乎都搭上了。但是，我爹如果没有那五万块钱，还有什么可以代表他流逝的一生呢？
我爹的意志并没有被上海的房价所摧毁，他的目光又柔软下来。他对我说：“上海的五万块钱哪里能和我那五万块比呀？！”
确实如此，我爹的五万块钱，每一块都是血汗，而上海的五万块钱呢，只能是对生活的一种蔑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