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琼瑶剧《还珠格格》的播出，开启了中国影视娱乐业的巨星时代。
仅仅20年后，在一场场的“人设”崩塌中，我们发现那些曾以为熟悉的娱乐人物，已经变得如此陌生。他们随时可能像《画皮》中那样，撕下一张娇俏的脸，露出再无遮拦的动物本性来。
从艺术工作者到陌生动物，有一个变异机制，叫作“明星资本化”。
资本是一种强大的力量，最强大之处在于，会把卷入其无止境的积累运动中的所有人，变成它的工具，受它役使，最终成为它的奴隶。
20年，是一场饕餮盛宴，也是一个自偿的周期。
过去社会舆论对娱乐明星群体的批评，大多是从艺术创作的角度展开的，比如，“烂片”“五毛特效”“尴尬演技”等。
然而“艺术”本身会让自我辩护也变得很艺术，这就是明星们的底气所在。他们甩出一个“需求决定供给”的道理，说烂片多是因为“垃圾观众”多，一句话把质疑之声噎回去：“等于……你也有责任吧？”
他们不怕跟任何人讨论所谓“艺术”，因为这种讨论在泡沫背景下，谁的影响力大，谁就占上风。
空壳收购、制造不实消息便于买空卖空、利益输送、洗钱式拍戏、偷税漏税……这才是在“艺术”的防弹衣包裹下的破烂棉絮。防弹衣不能被攻破，但破烂棉絮经不起轻微的拉扯。
这是当下娱乐业最不愿意被触及，最希望把人们的视线从中引开，最想要用一堆低能作品让人们沉醉不知归路从而持续忽视的领域。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们确实做到了。
反对“泛娱乐主义”的人们经常拿明星和科学家的收入及获得的社会声誉来做对比，在落差面前感叹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但这没有任何力量，甚至有点言不及义。因为这种对比要成立，首先就要干掉商业逻辑，但这是做不到，也不理智的。娱乐业和明星都是商业的一部分，正常的商业回报在任何意识形态下都天经地义。
问题不在于商业，而在于无限泡沫化的信用。
商业是正常的市场逻辑，而信用是资本逻辑，这二者大不一样，甚至根本相悖。举个简单的例子，在市场逻辑下，一种东西便宜，购买量就会增加；而在资本逻辑下，一种东西便宜，资本反而会加速逃离，让它变得更便宜。
前者由价值支撑，后者靠信用背书。所谓粉丝经济，就是自然凝聚在明星身上的信用带来的收入可能性。明星资本化，是对信用的无限透支、无限泡沫化，因而与劳动脱离，也与价值背离。
每一张漂亮的脸蛋都可能代表一个与艺术创作无关的巨大信用泡沫，这就是今日的明星。
明星的“前身”叫演员。
明星是对影响力较大的演员附加了价值想象之后的新包装，所以它天然地带有泡沫性质。只不过，早期（大约在21世纪之前）中国娱乐明星身上的泡沫，主要不是资本泡沫，而是大众的情感泡沫。追星，是人们对生活的完美想象，是把不可能实现的状态投射在一个人身上，进行对象化、现实化。这就意味着，明星客观上在为社会生产价值——什么样的生活是善的、美的、值得追求的。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类的生产活动是物质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结合。物质生产是制造产品，比如铁匠打制菜刀，陶艺师制作陶器；而社会再生产的对象是社会本身，即为人们不断求索和定型共同的价值标准、秩序法则。
在传统社会里，物质生产和社会再生产是一体的，都由一个人去完成全过程。以陶艺师制作陶器为例，他认为怎样的陶器是美的、实用的，他就怎样塑造它，一件陶器在制作之前，事实上它已经存在于陶艺师的意识建构当中。在这种状态下，陶艺师是完整的人，他从劳动过程中感受创造性，感受到美，因为整个过程都在他的意志把控之下，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并尽可能做到完美。在生产过程中，他是一个整体，具有不可替代性。
直到有一天，一种叫“资本”的力量介入了。资本发现，它可以把陶艺师一撕两半，变成两个人，一个人负责创造，另一个人负责按照前一个人的意见去机械性地生产——头脑和手足被分离开来。社会再生产和物质生产也就在这个过程中被撕裂了。
这就是天才思想家让-雅克·卢梭在《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这篇论文里的重大发现。卢梭的结论是，科学与艺术的所谓“复兴”，让人类开始堕落。浮华腐败的文明日趋瓦解艰苦奋斗的文明，日渐将共同体的基础从劳动者身上转移到“游手好闲分子”身上。
社会再生产环节的科学与艺术被资本逻辑控制，成为它的附庸。从事物质生产的劳动者变成了一个片面、重复、机械、可替代的角色——流水线工人。流水线工人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劳动是抽象的，自身的存在也是抽象的。
现在，我们把视线移回到演员身上。
很多早期演员回忆过当年（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工作状态，那时他们的收入主要来自演出、拍戏、唱歌，也包括参加活动，代言产品则是后来才有的。他们没有经纪人和助理——没有人为他们安排日程、鞍前马后、协商合同和价格，以及操心收付款，所有的问题都要靠自己去解决。
这个时候的演员是完整的，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并且了解每一个细节里的喜怒哀乐，真实地体验丰富的人类情感，他们是真实社会的一员，是物质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结合体。
1998年，当巨星时代来临之后，一切都开始变得不一样。明星拥有了巨大的影响力，而其影响所及的人群又拥有强大的消费力，二者一拍即合，泡沫化的信用，而不是创造性劳动的价值，成为明星收入更重要的来源。紧接着，一步一步地，明星的身价来自股票、投资、资本运作，而不再是作品，作品只是一种抽象的劳动。所谓明星“耍大牌”，根源就在于演戏是跟自身心灵体验毫无关联的抽象劳动。从那以后，明星更注重的是塑造自身，而不是打造作品。塑造自身，是指向无中生有的价格。当然，他们还在等待，等待资本的催化。
市场只是资源配置手段，不是某种社会形态的专利。然而极端化的市场，会产生一种凌空蹈虚的金融投机，即不经过任何生产环节而发生资本增值。
金融的基础就是信用。
明星原本一无所有，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支付能力的增强，人们愿意并有能力为自己的想象以及不切实际的愿望支付成本。这让明星有了一种很重要的资源——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