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仰面死在木板床上，时间大约在午夜。我女人毛伍氏的哭声惊醒了邻居老章，他敲门进来，看到我的女人毛伍氏慌乱一团，便问：“你怎么了？”
章镇整条街上，寂静得只能听见毛伍氏撕心裂肺的哭声。月光混杂着煤油灯的光微弱地照在我的脸上。老章来到我的跟前用他滚烫的手接近我的鼻孔，他惊呼了一声，说：“死了，死了！”
毛伍氏更加绝望地痛哭。
“毛队长咋就死了？”老章问。
“他晚上喝了一碗酒，再也没有醒过来。”毛伍氏抹干了眼泪说，也可能是哭干了眼泪。
“他是个好人嘞，好人就不该死。”
毛伍氏的哭声更大了。她的哭声宣告了我家庭权威的终结。我活着的时候是这个镇上的大冶湖巡逻队队长，章镇伪政府不承认我这个队长的合法地位。兵荒马乱的年头，它也顾不上我，任我这个队长自生自灭。大冶湖巡逻队不过是个松散的组织，由毛村十几个渔民组成，平时各忙各的事，只有匪患严重的时候聚集在一起。即便如此，也没几个人真正站出来一起巡湖，我们依旧是一盘散沙，根本扛不住水匪的侵扰。
日伪警察局也不管我们渔民的死活，我们能躲的就躲，实在躲不了便交钱物保自己平安。有一次捕鱼的时候，芦苇荡里忽然冒出几个人，抢走了我的渔网和渔船。通常，我们的船都一字型排开，用绳子互相拴在一起。我的渔船那晚刚好停在一排船的最外面，几个水匪剪掉了绳索。
“什么狗屁队长，自己的东西都保不了。”有人丧气说。
“没枪没子弹，谁把他当人看。”又有人说。
“人家也没枪，照样抢了他。”还有人说。
我身边所有的人都庆幸这样的事没有发生在他们身上，连我也跟着他们庆幸，这样的事情只发生在我身上。万一这件事发生在他们某一个人身上，要是不从，船没了，人也没了，怎么办？我的女人毛伍氏对我说：“做乌龟，也不要做狗屁队长，这年头保命要紧。”
那件事发生之后，队友们虽然时常奚落我，但并未影响我继续做队长，原因是没人愿意冒着丢命的危险去跟水匪谈判。每次我被蒙面带进芦苇荡里，对方用枪指着我的头，我身体不由地哆嗦。这种情形，我只能听天由命。
匪头说：“章镇今年的管理费为什么没交？”
“我不是镇长呀。”
“我不找镇长，我找你队长。”
“我这个队长是自封的，没有谁给我任命。”
“现在你就是我们的毛队长。”
我被蒙住眼睛，我看不清对方，于是被他们委任成大冶湖巡逻队队长，负责每季度的保护费征收。匪头说：“我会像湖神那般保你们的平安。”
我被章镇的渔民骂成水匪队长。他们说，日本人来了，也没我这么下手狠。我呢，百口难辩，更有甚者，以为我跟水匪是一伙儿的。在日本人走后，国民党又重新回到章镇，我被人告发，好在我跟日伪政府没有关系。加之昔日的匪头做了县里的警察长，他为我做了担保人，我重获了自由。毛伍氏说我的命大。
可我现在却死了。
我在章镇的生活越来越困苦的时候，那个为日本宪兵队做事的镇长，时常把我搞成章镇的反面典型，我成了很多人眼里的坏人。其实这个队长，我不想做，两头都不讨好，章镇伪政府收不上税，水匪那边要的钱也收不上，镇长派人打掉了我好几颗牙齿，水匪同样打掉了我几颗牙齿。我捕的鱼没法在章镇卖，我要划船到很远的河口镇卖鱼，那里对外来人卖鱼收税更重。我早出晚归，更加小心翼翼地生活。我尽量忘掉我这个所谓“毛队长”的身份，我的名字叫毛细，他们却忘了我的名字，只叫我“毛队长”。
哎，我是谁。直到我死去，依旧被人叫作“毛队长”。其实，我也没什么可说的，纵观我的一生，死后才发现自己真正的价值在那几颗假牙上。
我活着时，我笑了，他们问我假牙是金子做的吗？
“假的，假的。”我说。
“假牙镀金，装个有钱人呗。”连我的女人毛伍氏也看不惯我。
我摇了摇头说：“门牙破了漏风，破财。”
在这个镇上除了镇长，只有我补牙。他们都说，毛队长是个有钱人。
那个给我镶牙的人说过，他每年都要来章镇住一段时间，但我从不知他住在哪里。他给我补完牙，说：“这七颗补牙，每年一诊，三年一换。”
哦，我原以为这金属牙不用再换，要是这么麻烦，我死活也不让他补牙的。
可是直到我死去，这个人还没出现。我快三年没见他了。
我的女人用准备好的三块银元换了一副棺材、寿衣和布置灵堂的白烛、横幅、白布、香纸、灵牌等。
她的痛哭惊醒了老章，这个她平日最不待见的人。这个时刻，只有他能帮上忙，不管他打的什么主意，此刻他是唯一能给她带来抚慰的人。
老章把我从木板抱到棺材，他用我没喝完的白酒擦拭我的身体。这酒的气味怎么留有他的口臭？他居然先喝了一口。跟他身上的气味比较，还是酒精的气味好受。布置好灵堂，他点燃第一支香，递给我的女人，她虔诚地给我作揖，跪拜。我的灵位上放着我生前的一张不像我的画像。这张画像是我坐牢时，狱警叫人画的，现在派上了用场。
毛伍氏把她缝补好的裤兜小心地撕开，取出两块银元，交给老章，让他请几个人，把我埋了。
我冰冷的身体越来越僵硬，星空一贫如洗，寒风刮着窗子发出哐啷的响声，彻夜不停。我的女人哭累了，她靠在棺材边睡去。空荡的堂屋那盏快要烧尽的油灯发出微小的光。
第二天一早，我的女人早早醒来，油灯早已熄灭，她接着哭，堂屋的大门敞开，天正开始放亮。老章给我送了花圈，把八仙桌和香炉摆好。老章第一个给我上香，烧纸。我的女人在堂屋的大门外点燃了一串鞭炮，声音震响着早上宁静的小镇。
“毛细死了，毛细死了。”
我的死讯传遍了章镇。
认为我该死和不该死的人，他们陆续来到我家吊唁。
送来吊唁的花圈排满了灵堂，甚至章镇的镇长也以个人的名义送了花圈。镇长无疑是章镇最大的人物，他派人送花圈放在我的棺木的正面，非常的显眼，每个来吊唁的人都看得见。
“毛队长，好人啊。”他们惊人一致地赞美我。
我活着的时候，他们对我的种种“不是”，从不放过。现在他们却在悼词中赞美我拥有美德的一生。
吊唁活动持续了两天，亲朋好友该来的都来了，恐怕也不会有人再来了。在我的遗体即将抬走时，一个人走了进来，白胡茬的脸上，爬满了老年斑，走路却很稳健。他在我的遗像前鞠躬，上香，他围着棺木转了两圈瞻仰我的遗容。
“毛、毛队长，我，来晚了。”他嘶哑地喊我。这么看来，他以前认识我，他叫我毛队长，我的过去，他多少是了解的。但我的女人不认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