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吴涛出狱的日子。我站在火车站出口，叼着烟，看着人来人往。一个中年女人走过来对我说：“少抽些吧，对嗓子不好。”我看了她一眼，有些莫名其妙。我刚打算回头，她又尖叫了一声，从我身旁蹿了出去，抱向了一个干瘦的家伙。我这才认出她是吴涛的母亲。一年没见，她竟然连头发都白了。
我走上前，一时不知是该跟他握手，还是拥抱。
“回来了。”
“嗯，回来了。”
吴涛疲惫地笑笑，那身子在他母亲剧烈地摇晃下，摇摇欲坠。
回去的路上，吴涛母亲躺在后座，闭着眼睛，眼袋红肿。她的儿子靠着车窗感叹道：“变化真大呀。”
我说：“你也就待了一年，别整得跟进去了几十年似的。”
他笑着挠挠头：“我现在看见这些车，这些人，还有那些高楼，感觉他妈的跟假的一样。”
我不止一次听说，从监狱放出来的人，回到社会上，会有一阵子不适，这段持续的时间，可能与服刑的时间成正比。但他好像又有很多地方没变化。比如那副干瘦的身体，比如动不动就他妈的，他妈的。
“我现在的家在哪儿？”
我愣了一下，他说的那个家，早在两年前就拆迁了。而我现在开往的地方，已经是一片荒废的工地，那里正在停顿整改。
我叫醒他母亲，问她接下来该往哪儿开？
他母亲望向窗外，过了很久才吐出一个拗口的地名。我打开导航，搜索那个地名，又开了三十分钟。车子驶进一座靠近工业园区的村子。“现在到处都在拆，这里马上也要拆了。”他母亲说。
“这鸟地方离市中心那么远，拆了造什么？”吴涛对这周围很陌生。
“要把这些工厂都连起来。”他母亲平静地讲。
失败者往往会在回忆其失败的道路上，找到一个关键的转折点，然后不停地往前回溯，试图寻找另一种可能，证明失败的原因其实一开始就已经注定。那个时候，吴涛总是懊悔，说没有那笔从天而降的拆迁费，他也不会脑袋一热去赌，平时也打麻将，输赢也就在千八百左右，可突然冒出了两百万，就显得那千八百的数字，好像不再是钱了。“你记不记得有段时间，我天天请你们大吃大喝，你当时还问我，说日子不过啦？我告诉你，我那个时候他妈的赢了两百万！”他努力地捕捉过去的细节，显得很亢奋。回过神了，他又颤抖道：“钱都被我赔了进去，怎么办，只能瞒着我妈，先拖着不买房。我就是想，为了我妈，我也得借钱去赌最后一把。”听到这，我终于忍不住，问他现在欠了多少？他无力地再次说出两百万这个数字。两百万，靠打工得多久才还得清啊？他垂着头，叨叨着他父亲当年是如何因赌博欠下巨债，最后被人砍死，好像他说这件事的潜台词是，他好赌的基因，是从他父亲身上流淌下来的。这是宿命，是轮回。
其实他和我一样，从来没见过他的父亲。小时候，村里总有一些顽皮的大人，喜欢忽然叫住那个整天在田野里狂奔的小孩。“吴涛，你爹回来啦，给你带了好多吃的，还不快去，跑啊，跑起来，快跑啊！”紧接着就是一阵讥笑声。这一招屡试不爽。因为那个小孩不相信这个世界一直都是谎言，只要赌对了一次，哪怕就一次，他就能见到他父亲了。后来他长大了才明白，原来有些谎真能说一辈子。
那时候我常常陪他一块儿跑，一块儿在村口瞎徘徊。有一天，我又听到了吴涛父亲回来的消息，就去找他。但他捂着右脸，不为所动。我问：“你捂着脸干吗？”他说：“没事。”我挪开了他的手，看到半张脸红肿，嘴边还有擦拭过的一抹血迹。我恨不得想把这个惊人的发现，告诉全世界。我问他怎么回事，他回答：“打人打的。”我疑惑了。“那为啥血流在你脸上？”我看他的头发乱糟糟的，牛仔裤上沾着黄沙，膝盖处已经磨损。“因为那个人骗我！”他喊道。这下我更摸不着头脑了，流血跟骗人有什么关系？吴涛说：“那个人骗我说我爸在外面欠了债，要回来把我卖了抵债。”“然后呢？”“然后我就冲他吐了口水。”“然后呢？”“然后……然后我就跳起来扇了他一个重重的耳光！”
我拉着他去找凌杨，凌杨听明白了这件事，告诉我们，这事不能完。我问他接下来怎么办？他说他知道那人种着一片瓜地。当天下午，我们就把那片瓜地踩得稀巴烂，连巴掌大小的瓜也不放过。这件事以我们最后被吊在树上，被各自的父母领回家，而草草收场。我爸甩了我一个耳光，半张脸肿得跟吴涛一样。吴涛他妈跪在了他的面前，抱着他哭个不停，我不明白他妈为什么要跪着，明明该跪的是吴涛，该哭的也是吴涛。至于凌杨，消失了几天后，又出现在我们面前。他告诉我们，他爸警告他以后不准跟我们玩。“但你们放心。”他拍拍胸脯，说，“经过这件事，我们就是同甘共苦的兄弟了。”他分给我们两张卡通卡片，图案分别画着张飞和鲁智深。我们又去了那片瓜地，对着那棵吊过我们的树，拜了把子。这没啥，我知道凌杨还跟不少人拜过把子，他口袋里藏着很多五花八门的卡通卡片。但这次，吴涛却要和凌杨争大哥，他们先比试了摔跤，凌杨输了，但凌杨随即就承诺把一些玩具送给吴涛。于是他还是成了瓜园三兄弟的大哥。
吴涛临走前曾对我说过，他没有了选择，只能去拼。可谁能想到，最后却是拼进了北方的一座监狱里。我问他接下来怎么打算？我瞥了一眼后视镜，他母亲稍稍端正了坐姿。吴涛认真地说：“我打算先去深圳做一段时间的包子。”
“做包子，哦哦，做包子好。”他母亲的目光有些灰暗，“就是累些，起早贪黑的，没得休息。”
“累倒没关系，赚的钱比我原先在工厂要多。”吴涛继续说，“嗯，先在别人那里干，打打下手，学学经验，等攒足一笔钱了，就自己开个包子店。就这么踏实地干，慢慢地总能把债还清。”
“好好，踏踏实实的，踏实好。”他母亲一个劲地点头。
“那到时候回来开吗？”我问。
“不一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