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连长的子弹
有一天中午，我上伙房打饭，遇见袁连长。恰巧，我们同一宿舍的六个“战友”都在。袁连长冲我们笑了，我们也对他笑了。接着，我们和袁连长一起笑，其他职工都莫名其妙。
袁连长说：“都是生瓜蛋。”
我单独凑近袁连长的耳畔，说：“连长，那天晚上，你那三枪打得效果明显，再没人敢来瓜地偷瓜了。”
袁连长的主要精力放在第一线生产上边。不过，他也重视瓜地、菜地、养猪。“让马儿跑得快，就得让马儿吃上肥草。”他说。他动脑筋把副业搞好，常来连队的食堂查看伙食。
即将拉瓜秧的时候（这意味着我护瓜的日子即将结束），袁连长又散步散到了瓜地。所有的瓜，到了这个季节，不得不成熟了。我睡着了。
袁连长说：“要是战争年代，摸哨，你被摸走了，你还不知咋回事呢。”
我看见手枪就来了兴趣。袁连长说：“你这瓜还没熟呀？！”
我说：“再让我打一枪。”
袁连长说：“没子弹了。”
没了子弹，枪就像聋子的耳朵——摆设。从哪里弄子弹？况且是老掉牙的手枪。
袁连长说：“卸完最后一次瓜，你就跟我，当连队的文教兼通讯员，动动笔，跑跑腿，我看你肚子里有些墨水，脑袋也好使。”
我还是关心子弹的来源。看不见但期望听见子弹飞。我父亲也是战争年代过来的人，但他从来不给我提打仗的事情。
稻子入场了，瓜秧拉掉了，田野宁静了。我坐进了连部的办公室。有一天早晨，袁连长叫我一起上团部，还叮嘱带上钢笔。他骑马，我骑车。他骑的马，似乎懂得他的节奏，总是放慢脚步，在我的自行车前后，或催或等。马大概以为自行车像小马驹吧。
袁连长说：“顺便去武装股领子弹。”
我说：“多领些，不能让手枪饿肚子。”
袁连长说：“那个赵股长太小气，每次只批十发子弹。”
赵股长1943年参加的八路军，袁连长参军时，他还给地主放猪呢。子弹又不是猪，但能改善伙食——袁连长用子弹打过一只野猪，改善了一顿职工的伙食。我说：“赵股长说你资格老。”
袁连长说：“人家在团部，宰相府里七品官，我嘛，有办法让他多批，人总有打盹的时候。”
赵股长有个嗜好，喜欢下象棋，棋艺很臭，就是喜欢下棋，下起棋来，好像整个世界都在棋盘上了，屡败屡战。袁连长有很多奖章，他说：“我不会下棋，可就是屡战屡胜。”他用打仗跟赵股长下棋相比。
袁连长先办了其他事情，吃了午饭，他到赵股长的办公室，我和他站在旁边。赵股长和另一个股的股长在对弈，他只盯棋，说：“自己找个地方坐，要观棋，只看，不说。”
我等待袁连长拿出条子，袁连长倒茶，打盹。我替他着急。
可能到了棋局关键的时刻——输或赢。赵股长发愣地看着棋盘，好一阵不动棋子，一副统揽全局的样子。显然又要输了。
袁连长什么时候站在赵股长身旁了？“战机”到了，他把纸条放在“界河”这边，说：“老赵，签个字，我们要早些赶回连队。”
赵股长的目光不离棋盘，把纸条拿起，像扔一片树叶那样。我捡起纸条。他说：“啥东西？要多少？”
袁连长拍拍腰（没携带手枪，仿佛腰间别着手枪），说：“子弹，十发。”
赵股长不抬头，只伸左手，接过纸条。我赶紧旋掉笔帽，递上钢笔。他在纸条上签了“同意”，并签了名。目光仍盯着棋盘，像陷入埋伏。
袁连长说：“老赵，空了来我们连走一走，我给你吃野猪肉。”
赵股长头也不抬，说：“好。”
其实，临出发前，我按袁连长的授意，在条子上写了二十发子弹。
我自认为我也有功劳，我说：“连长，你要奖励我，起码让我打三枪。”
袁连长豪放地笑了，像小孩一样，说：“那个生瓜蛋，也有打瞌睡的时候，顾了棋子，忘了子弹。”
领出了子弹，回连队的途中，马也欢快地叫了，似乎打了胜仗，祝贺他。
袁连长说：“小谢，这个秘密，你知我知，你可不能当叛徒。”
我蹬着自行车，风在耳畔呼呼响。怪不得他一直原地踏步踏，可是，我喜欢袁连长的脾气。他不给人扣帽子，穿小鞋，揪辫子。
我脱口说：“袁连长，我们在背后给你起了绰号——袁大头，我们不该乱起绰号。”
袁连长笑了，抹一抹板刷头，说：“我早知道了，连队小孩配了童谣：大头大头，下雨不愁，别人用伞，他用大头。我的儿子也混在里边唱。”
我说：“我小时候也哼过这个童谣。”
袁连长说：“那个童谣，朗朗上口。”
袁连长四十岁得子，地里干活再累，回到家，他甘愿让儿子把他当战马骑，不嫌累。
比他小几岁的妻子会说他：“哪像个连长，看你把儿子宠成啥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