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早，老家院子里就游走着酒香。不用问，它来自父亲饱满的酒嗝。
父亲起床，来不及系好裤带，拎着裤腰来到堂屋，先抓起酒提子，往酒坛里探去，只听咕咚一声，再咕咚一声，他老人家才打着酒嗝，走出院子，开始一天的劳作。
母亲对两声咕咚，有着权威性的解释。第一声，是一两的酒提子灌满了;第二声嘛，不用问，灌到父亲的喉咙里。
母亲翻了翻白眼，嘴里嘟囔着，喝吧喝吧，早晚要喝死!
这句话不中听，母亲经常挨父亲的拳头。父亲喝醉时，拳头重，常常把母亲砸翻在地。
母亲是个聪明的人，无奈之下，渐渐地选择了妥协。诅咒的声音和意味弱了下来，往往冲着父亲身体以外的空间翻白眼。
父亲倒活得好好的，身体很棒，腰杆笔直，脚腿带风，根本不像个上了岁数的人。村子里有了红白喜事，喜欢让父亲出面张罗。父亲的手脚利索，嗓门高，吆喝起来，高低搭配，合仄押韵，有张有弛，俨然一个指挥打仗的人。事后，事东要请酒，父亲自然在列。他老人家跟整桌的人斗酒划拳，左一个通关，右一个通关，没有人能比过他。
败下阵来的人，都夸父亲海量，在这一带数这个。说这话的人，二拇指画了一圈，在父亲眼前，竖起了大拇指。
此时，父亲眯着眼，笑了再笑，像个受到老师表扬的孩子。
父亲不喝好酒，也喝不起好酒。一年到头，打下的粮食，多半让他换成了劣质酒。
父亲跟母亲打骂了半辈子，多半也是因为酒。
我参加了工作，家境大有好转。逢年过节，给父亲带一两件好酒，告诉他少喝点，要喝喝点好酒，不伤身。父亲当面点头答应，待我回去了，他老人家偷偷把好酒驮到街上，换上一桶又一桶老白干。
去年，父亲在晒场上晒玉米，突然捂住胸口，蹲到地上，吸着气，喊疼。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说，肝癌。
我和母亲坐下来商量，觉得都是酒惹的祸，必须让父亲把酒戒掉!
父亲不干!说，早晚都要死，早死早托生!
母亲急得很，把酒坛里的酒倒掉，灌满了水。
周末，我匆匆忙忙赶回家。
父亲在院子里晒太阳，蜷曲在一把破旧的躺椅里，头也不抬。他老人家养的小花猫，蹲在脚下，一只爪子洗着脸。
往常，只要我回来，他老人家都非常张扬。大老远，迎到院子外面，大着嗓门说，回来了!生怕别人听不到，看不见。
把我迎进屋，也不关院门，便甩掉上衣，把桌子和凳子搬到院子里，又抹又擦。说，今天啊，咱爷俩好好喝两盅!
两盅酒下肚，父亲的话多起来，跟我炫耀把谁谁谁喝趴下了。嘴里说着谁谁谁，刚巧从门口路过，父亲站起来，摆着手，高声说，来来来，喝两盅。
父亲那天反常，查出病，心里不痛快。
母亲扯着我的手，背对着父亲，说，你爸啊，正跟我怄气呢。过去，喝醉酒，耍酒疯。现在不喝了，疯起来比醉酒还要疯，我也快被他逼疯了。母亲抠着眼泪，接着说。
父亲到酒坛里提酒，咕咚咕咚两声，发现不对劲，怎么没一点酒味?再咂咂嘴，还是没有酒味。他老人家怒不可遏，士可杀不可辱，拎起锤子，把酒坛砸了。
母亲以为是个好事，酒坛子没了，父亲的念想也断了。可是，他老人家跟母亲生闷气。不吃不喝不说，还摔碗砸锅。
回来之前，我去了医院，问了医生，我父亲还能撑多久?
医生已经是好朋友，他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伸出三根手指。
我再问，三年?
这个病很快的，最多三个月。他说。让老人家该吃点吃点，该喝点喝点。
从医院出来，我拐到超市，买了一瓶飞天茅台，揣在兜里。
来到父亲面前，小花猫吓跑了，一溜烟窜出院子。我说，爸，今天咱爷俩喝点。说着，从兜里掏出茅台。
父亲眼里放出光，慌忙站起来。
中午，父亲喝了一盅，我又满一盅，他老人家却摆着手，说，不喝了。
再喝点，我劝着他。
父亲咂着嘴，慢慢地说，够了，一辈子算是喝过茅台了。
一仰脖子，我把一盅酒倒进嘴里，连同从眼眶里滚下来的泪珠儿，一并吞咽到肚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