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与糖

糖,是一种使人皈依于自我的辅助剂;黑色包装盒,彩色文字,如梦境的叠印,一板上有十颗,绿色或者粉色,原产俄罗斯,看不懂的西里尔字母,她把它从包里拿出来摆在桌上。

那是一只白色的手提包,白色肩带,金色带扣与拉链;她身上的一切,除了头发眉毛和眼睛,大体都是白色的。冬天,一件白色的羊毛衫,脖子上白色的丝带,她的鞋不是白色的。

她笑的时候眯眼睛,不露牙,把手肘支在吧台上。法国人让她试试学调酒,她就从高脚凳上下来,鞋跟触及地面,绕着吧台走了一圈,让法国人手把手教着分辨不同的瓶子,如何拿起、倾倒、转动勺子,切一片柠檬。酒吧里烟雾缭绕。

男人们在抽烟,法国人和邻座的中国男人,白盒子的中南海免税,与打火机叠放在一起,汉字标识正对着前方。她见到的绝大多数男人好像都抽烟。法国人给她递了一支,她摆摆手,打火机在两个男人的手里流转,哗嚓哗嚓。

她是从两年前的夏天,塞维利亚的雨季开始吃糖的,欧洲和糖让她变了很多,这是件好事情,比如失眠不会再来,那些来自感觉过剩的失眠,由糖不遗余力地填补了。两年前在塞维利亚,一个棕色头发的男孩邀请她跳一支弗拉明戈舞,结束之后给了她一颗糖,一颗她早已忘了是什么样子,却认为从此拯救了自己生活的糖;棕发男孩的公寓里养了一只绿色鹦鹉,在她献出自己的初夜时,那只鹦鹉在窗台上咯咯地重复着西语的“甲虫”一词:escarabajo,塞维利亚的街上便下起欢快的小雨。

从清晨的白色床单上醒来,她第一次体会到投奔幸福的感觉,花洒喷涌而出的热水划过皮肤,水雾攀上玻璃,棕发男孩青色的眼睛朝她笑,嘴里叼着一颗糖,床头柜上还零星有两、三颗糖。她的小名就叫糖,因为从小笑起来很甜。有一张照片,游乐园的旋转木马上拍的,头上戴着一顶生日帽,七岁。她的生日在春天。

在得到第一颗糖之前,三年前,那个时候她还不戴隐形眼镜,不化隐隐约约的腮红,不在脖子上系丝带,不抽烟,现在也不抽。白色手提包里放的是艾司唑仑片,解决失眠的唯一办法。她是个感觉动物,自认为拥有比任何人都更敏感的嗅觉系统,更能体悟类似爱、自由、浪漫或幸福的味道,这些味道一旦诉诸文字便会立刻被中和,烟消云散;诉诸药物和香烟也是一样的。她试过不同的药物,从塞维利亚回来之后,氨酚曲马多、枇杷露、立健亭、氯硝西泮、布洛芬或咖啡,最后发现只有糖管用。刚开始是偶尔尝一片,后来每天睡前都要吃;上海能买到的糖比塞维利亚的差了不少,东京的就还不错,这时的她一天差不多得吃两三片。

她是两个月前到东京的,理由自己也说不清楚——追着感觉——在涩谷这家开在天台边的酒吧,朝外走两步就能看见城市夜空。店老板是法国人,客人也是外国人居多,讲英文——她的日语不好——这间酒吧就成了她每周必来的地方。

法国人能讲好几种语言,说早十年的时候,他游遍了世界,在欧洲开的是一辆皮卡车,在美洲坐飞机穿越雨林,到中国是二〇一〇年,一五年来的日本,一直待到现在。他说话的时候手舞足蹈,圆片眼镜在鼻梁上跳来跳去。她说,她也总梦想着环游世界。

酒吧的吊灯是暖黄色的,暖气灯立在屋子一角,红漆的墙面,在她的白色背影上镀一圈金。

酒调好了,她捏着高脚杯回到座位上,双脚离地,龙舌兰日出,在彩色杯垫的衬托下显得尤其漂亮。法国人也夸她:“你是我在东京见过的最美的姑娘。”她笑了,说自己是个中国女孩,讲英文的口音还没脱去西班牙语的痕迹,她用手指把糖从锡板上摁下来,手指的指甲贴片也是白色的,像一颗颗小月牙。粉色的糖落在手心,一颗,两颗。

一颗落进法国人手心,另一颗停在她的舌头上。她想起了些什么,“好久不见。”拿起盒子在邻座的中国男人面前晃了两下——

“吃糖吗?”

他在抽烟,从踏进酒吧到现在,接连抽了有四根烟。白色烟头,抽完就扔进一只金属烟灰缸里,刺啦一声,烟头熄灭的声音使他安心,好像自己抽烟就是为的这个。

十七岁,那是他下定决心抽第一支烟的年纪,比许多人都晚上一点儿,没什么不好的;他做的每一个决定都经过严密考量,唯独抽烟不是。在家乡大街上徘徊时他曾想,我十七岁了,应该做些十七岁该做的事情——傍晚总有那么一帮无所事事的青年,叼着烟,向路过的女孩耍流氓,向男孩找碴儿——被拦下来借钱的时候他想,我必须得抽烟。

变化对他而言是个比较陌生的词,她把那盒糖在他面前晃了晃,对他而言,包装上五颜六色的文字翻译过来就是变化。糖片是圆形的,但不是理念中那种圆,球体。小时候他梦到过上帝,上帝是一个球体,他推着它走在故乡的黄土路上,到一处曾被土方车撞倒的柱子边,醒来。球没了。

他把烟当作镇痛剂,以健康为代价,缓释一切最为经济有效的办法,无论是悲伤、愤怒、焦虑或者失眠,还是偶尔难以抑制的感觉,拥抱的欢愉、行走的冲动。香烟说再等等,赋予迟滞的权力,把灵魂从嘴里吐出来。现在他二十三。

在四年前南下的绿皮火车上,窗外飞过一行行田野房屋,车厢连接处是乘客聚集抽烟的地方。他的烟盒空了,一个戴黑框眼镜的女孩递给他一支兰州,浅黄色烟盒,过滤嘴里有陈皮爆珠。铁轨的尽头是上海南站。女孩离去时在烟纸上留下了自己的手机号码,第三位到第五位是三个0。

电话拨通的第二天,他们在苏州河边相逢。戴黑框眼镜的女孩一直在哼一首歌,不告诉他是什么。他们淋着小雨沿苏州河畔走过一段,轮番抽完最后一支烟;香烟把他的神经弄得迟钝了,也许浑身都迟钝了。酒店的房间在高处,十三楼,窗外是河水倒映着的灯光;他们焦急而迟钝地试图完成那些动作,一无斩获,感官也延宕,打开窗子透气,拆开一盒兰州,燃尽之后再试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