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宕中持续，太阳照进窗帘缝隙，戴黑框眼镜的女孩说，早上好。他也说，早上好。未然的愉悦，她的热情令人始料未及。上海的冬天不下雪，呼出的雾气凝结成露，他们在苏州河边手牵着手，看远处泥沙船排出的尾气。他说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第一印象也是烟：燃尽的煤灰，摩托车的排气管，热力厂的烟囱，父亲一边鼓捣打不着火的发动机，一边隔着三层楼同母亲吵架，他跑到小巷里撒尿，浇化一摊雪。
她把手缩在羊毛衫的袖子里。窗户开着。他看了她一眼，欲言又止，转身去把窗户关上；她的手心攥着两颗糖，说，尝尝吧。
他又把烟续上，用力吸了一口。不吃糖，不是因为什么原则问题，只是他不想吃糖，除非它能让他像柯勒律治一样写出不朽的诗篇，否则他想不明白吃糖的意义在哪里；直抵血液的即时感觉，感觉过剩是有害的，不是永恒，没有永恒。打火机在手里开开合合，法国人说他那儿还有一盒七星，酒吧的抽屉里还卖各种各样的烟，这是他第一天来就知道的事，虽然他的英语不好。
他看着她把一颗糖放进嘴里，就那么含着，喝一口酒，冲着他吐了吐舌头，糖就待在舌头上。
法国人还在说环游世界，他只象征性地点头，对四处走动没有兴趣，东京是思量过很久的选择，这种思量久久不能消散，化为疑虑，为什么？把烟头熄在金属烟灰缸里时他又想，她是什么时候开始吃糖的？
糖
糖的包装盒上贴着一张日文标签，上面写的是“不得饮酒服用”。
她乐于追从不确定性，从庞大事物的身边溜走，违逆语言在我们身上构建的枷锁；罗马字使她快乐，就像一颗颗蹦蹦跳跳的糖丸。十六岁时，母亲在厨房煮粥，每天往父亲的碗里拌一小撮白色的糖，那种糖比白砂糖要细，细小如霜，她站在边上看着，母亲就蹲下来，微笑，摸着她的头告诉她自己支持她的一切选择。又说，你爸爸是个窝囊废，只会张嘴说话闭嘴抽烟。她听了只是眨了眨眼睛。
第一个选择是默许体育老师把手伸进她的衣领。十七岁生日的下午，淅淅沥沥的小雨过后，阳光穿透云层爬上窗台，储藏室里无人光顾。她在等待下一步动作，麻雀停留枝头，她闭上眼睛把自己当成一只亟待拆开的礼品盒；手指在触碰到乳头的前一刻停止了动作。她笑了，体育老师把手抽了出来。母亲说过，男人都是畏首畏尾的窝囊废。
她觉得有趣，一场游戏的开始，把在储藏室发生或没发生的一切告诉了班主任，坐在凳子上低垂脑袋，掰自己的手指；班主任是个一惊一乍的中年妇女，像上了发条似的在教室里一圈圈徘徊，承诺不会再让她受到伤害，告诫务必三缄其口。她点了点头，成年人的认真总是那么可笑。同学们早就知道了这件事，管她叫“那个女孩”；体育老师被学校开除，离开时，对着她鞠躬，班主任挡在了她面前。
或许男人都是这样，他们是一群谨慎过度，只会担惊受怕的动物，哪怕是在塞维利亚，那个给了她一颗糖的男孩也是。他公寓的抽屉里有一把手枪，西班牙不禁枪，夏末，他们一道去树林里打玻璃瓶，那是一支小口径的柯尔特手枪，银灰色，子弹抛壳的声音清脆。棕发男孩站在她背后扶着她的手，解除保险、上膛、瞄准、发射，绿色的酒瓶在远处爆裂，里头还盛着雨水。她摘下耳罩，转身说：
“我打中了！”
他蓝色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惊恐，松开她的肩膀往后退。她忘了自己手里还拿着枪，笑嘻嘻地对着他：“怎么了？”
棕发男孩指了指她手里的枪。
没什么大不了的，她只不过是太高兴了，拿枪的手腕甩来甩去，西班牙人的脸色却比铁还青，说如果刚才枪走火了，那她就等于亲手送他去见上帝。那是她第一次见到他如此认真的表情，说：“你的认真叫我害怕。”跳舞的时候不是这样的。
男人归根结底是理性动物，只会和语言相生相依。西班牙人把枪收起来了，她还没有摸够。回去的路上开一辆绿色小轿车，他双手扶着方向盘，嘴里滔滔不绝地说。西班牙语的音节短促迅捷，从她的一只耳朵进去又从另一只溜出来，隐约只能捉到几个词，手枪、生命、死亡和他的上帝，你在听吗？
“你把假期给毁了。”她说。
他说：“好吧好吧。”
她想吃糖，副驾驶的抽屉里有糖，到她抵达西班牙的第五个月，糖吃得越来越多，不由自主，一把抓了三颗，看着西班牙人手足无措地把车停在路边，糖撒落到地上。“你吃太多糖了。”
大约是因为这个，每次把糖放进嘴里时，她都会想起那把银色柯尔特手枪，西班牙人说的“死亡”一词：La Muerte，阴性，好像死亡是一个女人。把她和棕发男孩分开的不是死亡，她想，而是死亡这个词；塞维利亚的冬季，独自离开白色床单和公寓楼，披一件白色羽绒服在街上走，鹦鹉的最后一句话：escarabajo。死亡总会和每个人擦肩而过，真的有那么可怕吗？糖在她的舌头上化开。法国人将三个子弹杯端上吧台，咖啡、甜酒加黑朗姆，喷枪点燃杯口，幽蓝的火；她似乎想到了什么，问法国人，“法语里的‘死亡怎么说？”
“Mort. La mort.”
“敬死亡。”她说，等待杯口的火焰熄灭。
烟
“挣扎。”
他的脑袋里闪过这个词的时候，手指正扭转玻璃杯沿转动里面的冰块，冰块在威士忌海沉下又浮起，挣扎；世界很小，世界就是那么个玻璃杯，曾经岚也是这么说他的，一个挣扎的人，他想说她也是。法国人把点燃的酒推到他面前，糖说：“敬死亡。”一饮而尽。
他是在三年前的冬天得知那个消息的，岚在宿舍吞服了三分之一瓶安眠药企图自杀——岚就是苏州河畔戴黑框眼镜的女孩——那时他的心情就是没有心情，不悲伤也不快乐。走在西藏路桥上时，他说：“她大概希望可以不再挣扎。”事与愿违。
自认为姗姗来迟的忏悔，哪怕知道岚的选择好像跟他没有关系，他也自认罪孽深重，无知而无力的罪孽。那时他们分手已有两个月，耽于迟钝，很多东西始终未能完成——她跟着一个穿褐色马甲的男孩走了，那个害她吞食安眠药的人就是他。深秋，艺术集市，潮湿的法桐叶铺满人行道，他记得很清楚，潮湿季节烟雾是往下沉的，最后一支兰州，看他们的背影往天桥上走，转过头他就遇见了三年前的糖，白色羊毛衫和白色手提包。
白色的一切和她黑色的眼睛，这么些年来唯一没变的东西，那只手提包挂在吧台下方的钩子上，大衣在墙角。他同食道里返来的气体做了会儿斗争——朗姆一直烧到胃里——闭着眼睛，问法国人要了一支七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