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周后丘吉尔做出了答复。他一方面强调，英军在希腊登陆时的情况已经证明，实际情况要比上述假定情况困难得多，另一方面他继续提出问题。
这段插曲有怎样的意义？它展示了丘吉尔同下属打交道时所采取的方式：对他们做出假定和所持的观点不断进行提问，不是只提出一次，而是在辩论中接连重复提出。值得注意的是，负责这次演习的司令官布鲁克经受住了丘吉尔的考验，他不仅没有被丘吉尔的提问所困扰，而且最终获得提升，担任英帝国总参谋长兼参谋长委员会主席。这非常清楚地表明，丘吉尔可以容忍同他意见相左的人，只要他们既不愚蠢，也不对他的提问保持沉默。
丘吉尔意识到任何技术性问题所具备的更广泛的含义，他是带着这一意识进行提问的。实际上，他的战争天才很大程度上在于，他能把一些看似例行的事务和远为广泛的政策和战略问题联系在一起。
丘吉尔做出的军事判断偶尔明显优于其下属，但这并不是说情况总是如此或常常如此。确切地说，丘吉尔通过以下途径来发挥他作为战时领导人的最重要的功能之一：以他从广泛的阅读和战争经历中获得的大量常识为标准，来衡量下属们做出的预测和断言。在很多情况下，他向联合策划参谋人员提出问题后，得到的答复都是他不赞同的，他会对这些答复进行深入调查。
在整个战争过程中，丘吉尔向政府各部门提出的询问、调查以及质疑就如同一条毫无停歇的河流，从他的笔下（更准确地说，是从他的口中，因为他几乎全部的工作都是通过口授完成的）流出。诺曼·布鲁克从1941年至1962年一直在内阁秘书处工作，从1947年至1962年担任内阁大臣，他回忆了丘吉尔的提问所产生的效果。
丘吉尔发出的这些信息有时带着不容置辩的口气，但总是非常切题和及时。这一认识很快就在白厅的政府官员中传开了。这些信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证实了人们的这种感觉：在政府中心，现在出现了一种强有力的个人控制。涉及面极广的这条信息河流就如同探照灯的光柱，不断来回照射，并照射到政府深处——这样一来，每个人，无论他的职位多么低微，作用多么不足为道，都感到有一天光柱可能会照到他身上，并照亮他的所作所为。在白厅里面，这一影响力所产生的效果是立竿见影和引人注目的……随着人们开始认识到，在一种强烈愿望指引下的一只坚定的手正在牢牢控制着方向盘，一种新的目的感和紧迫感就形成了。
丘吉尔在《世界危机》中写道：“在最高境界，真正的战略和政治是合而为一的。”如果人们仔细研究丘吉尔的职业生涯，特别是他在二战时担任英国首相兼国防大臣的这段时期，人们就可能会发现：文职-军职关系和战略的制定是多么不可分割地缠绕在一起。它还展示了无情而明智地进行提问所具备的威力，这种提问更多是基于广泛的阅读和大量的常识，而不是基于专业知识——克劳塞维茨认为，这种才能是军事天才的基础。
丘吉尔主要的政治美德在于，他能通过反映出他本人独具的、不屈不挠的精神的言辞来打动男男女女的内心。他后来在写到1940年的情况时指出，英国人有一颗狮心，而他不过是被赋予了特权去发出怒吼声。这种过分谦虚的言辞也许并未表现出他的特性。作为一位同少数几个顾问一起坐在内阁室或桌旁的战时领导人，他有很多长处。几乎没有人能像他那样，拥有撰写犀利的国家文件和极具洞察力的备忘录的才能。正如我们已经强调的那样，他的领导艺术包括向军事下属提问和质疑的技巧，而这种技巧几乎没有其他人掌握。但如果所有这些技巧不是建立在一种勇气的基础上，那么它们都将毫无作用。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配上在更高层面战时领导艺术方面的种种技巧，使丘吉尔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战时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