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会用人，这在历史上几乎是公认的。他可以说是深知“用人之机”。但问题并不在于他做了什么，而是怎样做，以及为什么这样做。也就是说，重要的不是“术”，而是“道”。那么，曹操用人之道的“道”是什么，他又为什么能够掌握“道”呢？
曹操发展初期最重要的几位智士荀彧、荀攸、贾诩、郭嘉和程昱，几乎都是主动投奔曹操的。最先是荀彧从袁绍那里跑了过去，时间是在汉献帝初平二年（公元191年），当时荀彧只有二十九岁。
《三国志·荀彧传》说，荀彧出走的原因，是他发现袁绍成不了大业（度绍终不能成大事），就投奔了当时还只是东郡太守的曹操。曹操得到了荀彧，喜出望外，说这就是我的张良啊（吾之子房也）！
曹操要荀彧再推荐一些人才，问他“谁能代卿为我谋者”，荀彧便推荐了荀攸、钟繇和郭嘉。《三国志·荀攸传》说，当时荀攸因赴四川道阻，闲在荆州。曹操就给荀攸写信，说现在天下大乱，正是有劳智慧阿之士费心的时候。先生袖手旁观，不觉得太久了一点吗？荀攸便立即来到曹操身边。曹操大喜，说我有公达先生帮忙，还有什么值得忧虑的事吗？
程昱的到来也很有趣。《三国志·程昱传》说，当时，兖州刺史刘岱请他当骑都尉，程昱说自己有病。等到曹操来到兖州，请他出山时，他一叫就到。他的同乡看不懂，说你怎么前后判若两人？程昱只是笑，不回答。郭嘉却实话实说。
据《三国志·郭嘉传》，郭嘉曾对袁绍的谋士辛评和郭图说：“夫智者审于量主，故百举百全而功名可立也。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机。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定霸王之业，难矣！”于是离开袁绍投奔曹操。曹操和他谈了一次话，内容是“论天下事”，结果双方都喜出望外。曹操说：“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郭嘉从曹操那里出来，也大喜过望地说：“真吾主也。”这一年，郭嘉二十七岁。
郭嘉的话包括了三层意思。第一，一个聪明人，尤其是一个准备做谋士的人，一定要为自己选一个好老板（智者审于量主）。
第二，袁绍不是一个好老板，因为他不会用人。袁绍并非不懂得人才的重要性，也曾经学着像周公那样，“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但他只学到了皮毛（徒效周公之下士），没有学到精髓（未知用人之机）。他自己也缺乏统帅之才，思绪纷繁又不得要领（多端寡要），喜欢谋划又没有决断（好谋无决），跟着他是没有前途的（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定霸王之业，难矣）。事实证明郭嘉的判断并不错。袁绍虽然聚集了不少人才，但结果是走的走，散的散，死的死，叛的叛。剩下的几个则搞分裂，一派拥护袁谭，一派拥护袁尚，萧墙祸起，自相残杀，最后同归于尽。
至于郭嘉的第三层意思，不说大家也明白：曹操是个好老板（真吾主也），因此必须去袁归曹。
那么，曹操又怎么是个好老板呢？
第一是“知人善任，唯才所宜”
《三国志》在评价曹操的用人之道时，说了十六个字：“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所谓“矫情任算，不念旧恶”就是“招降纳叛，尽释前嫌”；而所谓“官方授材，各因其器”，则可谓“知人善任，唯才所宜”。唯才所宜，是荀彧和郭嘉对曹操用人之道的评价。荀彧的说法是“明达不拘，唯才所宜”；郭嘉的说法是“唯才所宜，不问远近”，和陈寿的说法意思一样。
“唯才所宜”是很重要的。因为所谓“知人善任”，其实包括三个内容：知道哪些人是人才，知道他们是哪个方面或哪种类型的人才，知道把他们放在哪个位置上最合适。也就是说，知人善任，一要能知，二要善任。曹操就能做到这一点。比如崔琰、毛玠清廉正派，曹操就让他们选拔官吏；枣祗（音之）、任峻任劳任怨，曹操就让他们负责屯田。
这一点，就连对曹操极为不屑的宋朝人洪迈，也给予很高评价，说是“智效一官，权分一郡，无小无大，卓然皆称其职”（《容斋随笔》），而且由此得出结论：曹操的成功，决非侥幸（操无敌于建安之时，非幸也）。
第二是“推诚取信，用人不疑”
这一条，原本就是用人的原则，历史上会用人的人几乎都是这样做的。但是对于曹操，却尤为重要。
首先，曹操所处的是一个乱世。乱世的特点，就是人心浮动，道德沦丧，人与人之间缺乏诚意和信任。用曹操的话说，就是“上下相疑之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