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6月6日出版的上海各大报纸都以醒目标题报道了两大新闻。其一，6月5日，日本轰炸机分三批空袭重庆市区，造成校场口防空洞内3万多人窒息死伤。其二，同日上午，京城“怪爷”张伯驹（1898—1982）在上海法租界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培福里弄口“被人连车绑去，下落不明”。 张伯驹的失踪，在当时可谓轰动一时！
张伯驹，河南项城人，生于1898年，幼时被其父张锦芳过继给伯父张镇芳为子，18岁时奉继父之命进袁世凯的混成模范团骑兵科习武，毕业后在曹锟、吴佩孚、张作霖等军阀的部队从军任事，担任过提调参议等虚衔。1927年起改换门庭，投身金融界，先后担任盐业银行总管理处稽核，南京盐业银行经理、常务董事，秦陇实业银行经理等职。
盐业银行是旧中国主要的商业银行之一，1915年3月26日正式开业，设总管理处于北京，由张伯驹的继父张镇芳出任董事长。说到张镇芳，今天的人们可能不太熟悉，可在当时，绝对属于重量级人物。此人与袁世凯过从甚密，一直追随左右，官运亨通，权势显赫，历任清末天津道、盐业使、河南都督和直隶总督等职，执封疆大吏之牛耳。盐业历来归官府专营，张镇芳在此任上垄断经营，想不富都不行。张镇芳死后，张伯驹不仅悉数承接了继父的庞大家产，而且摇身一变，成为盐业银行总管理处的总稽核，玩起了他一窍不通的金融业。
张伯驹虽于金融不通，也不想通，但会玩，尤其对旧文人旧公子哥之间盛行的那些个雅玩，可以说是无一不精，无一不晓。加之心气高，眼界宽，天资聪颖，又有挥金如土的本钱，再珍贵的东西，只要是中国有的，在他眼里都不过是个玩物而已。正因为张伯驹玩的是大手笔，而且玩出了大名堂，以致声名鹊起，江湖远播，被誉为“民国四大公子”之一。
七七事变后，盐业银行的头面人物纷纷内迁避祸，张伯驹也不例外，去了西安。但上海地位特殊，无人主事终非长久之计，于是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奉董事长任凤苞之命，找到张伯驹，苦口婆心地好一番规劝，晓之以理，诱之以情，终于说动素重义气的张伯驹重返上海，出任沪行经理一职。孰料这一来，等待他的竟是遭绑之祸。
1941年6月5日，张伯驹几天前曾接到北京的一个电话，说有一位于公于私都很重要的朋友，将转道天津，乘船于今天一早抵达上海，“烦劳伯驹兄务必亲莅迎接。”张伯驹虽然生性散淡，并非巧于酬酌之人，但对于场面上必需的一些礼仪还是讲究的，于是满口应承。
梳洗打理完毕，张伯驹走下楼来。司机老孔早已把车停在了院门外，恭候主人的到来。这是一辆牌号为6010的福特牌轿车。待张伯驹坐稳，车便缓缓地启动。张伯驹住的地方位于法租界西摩路培福里16号，是一幢宽敞气派的西式洋房，主人是张伯驹一位做生意的同乡，私交甚笃，张伯驹接受盐业银行委派到上海任职以来，就拒绝总行叮嘱他住在行里的要求，一直借住在这里。房子的地理位置不错，闹中取静，很称张伯驹的心意。
培福里道路不宽，老孔车开得很小心。车抵弄堂口，老孔小心翼翼地旋转方向盘，把车拐上了西摩路。突然，路边人行道上闪出3个人，其中一人不由分说窜向车头，堵住了去路。作为职业司机，老孔此时唯一的反应就是紧急制动，然而待车停稳，气急败坏的老孔刚待张口呵斥，却蓦然傻眼了——透过窗玻璃，他看到一支黑洞洞的枪管直指他的脑门。
不等老孔醒过神来，其中一人就打开车门，把老孔狠狠地拽了出来，一屁股坐上了老孔的位置。就这样，6010号喷出一溜黑烟，撇下老孔，绑了张伯驹绝尘而去。
接到老孔的禀报，张伯驹夫人潘素惊得目瞪口呆，半天缓不过神来。老孔也只好先向银行方面通报，再向法租界巡捕房报警。
中午时分，法租界巡捕房在巨鹿路的一条弄堂里找到了张伯驹的6010号轿车，但车内空无一人，张伯驹去向不明。
张伯驹被绑架的消息传到银行，沪行上下顿时炸开了锅。各种各样的猜测蜚短流长，有说是冲钱而来的，也有说是盯上了张公子的名画珍玩，还有猜测是仇家所为，要的不是钱，而是性命。但张伯驹有仇人吗？谁会和他过不去呢？有好事者在熟人圈里掰指头，掰来掰去掰不出。还有分析人士眼光犀利脑瓜深邃，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盐业银行内部人事倾轧造成的恶果。
张伯驹任职上海之前，由于分行经理一职空缺，事实上一直由副经理肖彦和主持行务。这就很容易使人产生一种误解，以为肖彦和早晚是要当经理的。但总经理吴鼎昌其实对肖彦和完全看不上眼。掂量再三，吴鼎昌最后把宝押在了张伯驹身上，千里迢迢把他从西北调来上海。
张伯驹哪里想得到，此番大调动，居然会因他一个，堵了一批人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