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这一批人中，究竟是谁真正动了歹念，勾结绑匪对张伯驹痛下杀手。虽不乏这样那样的怀疑，有的听起来似乎也已逼近了事实，却终究是一笔糊涂账，拿不出确凿的证据。
整整24小时之后，绑匪方面终于来了消息。第二天上午，一个来历不明的电话打进了培福里16号，指名道姓找潘素。来电人声称，张伯驹毫发未损，就在他们手上，只要潘素拿出200万，他们保证立刻平平安安地放他回家，不然，休怪“横爷”不客气！
撂下电话，逐渐稳下神来的潘素终于想明白了此时她可以求助的对象，一个自然是银行方面，另一个便是孙曜东了。孙家与张家是世交，孙曜东的曾祖父孙家鼐，曾历任清廷的工部、礼部、吏部尚书，还曾是张伯驹的养父张镇芳的老师。抗战爆发以后，孙曜东是首先“落水”投靠日本人的“名流”之一，现正出任伪上海复兴银行行长一职，同时又是周佛海的秘书，是一个在黑白两道都十分兜得转的人物。
孙曜东果然念旧，一听张伯驹被绑，大惊失色，满口答应一定过问此事。
得知张伯驹出事的消息后，银行这边虽不乏冷眼旁观、甚至幸灾乐祸之流，但也有真正为其焦虑奔忙的朋友，其中会计科长陈鹤笙、文牍科长白寿芝的表现尤为仗义。出事当天，两人就联合署名，向远在天津的盐业银行董事长任凤苞拍发急电。然而数日之内，类似电文几番拍发，却始终得不到任凤苞的明确答复，徒令二人万分心忧。
外界也许不知道，以为200万难不倒大富翁张伯驹，可潘素心里清楚，张伯驹其实除了那些父辈传下的房产股票，手里还真没存下多少现钱，要一下子拿出那么多，更是完全不可能。除非银行垫支，否则短时间里绝对凑不够绑匪索要之数。
据现存上海盐业银行档案记载，1941年6月19日，任凤苞的回信终于姗姗来迟。
任凤苞的回信半文半白，读来佶屈聱牙，但意思十分明白：其一，张伯驹被绑，尔等念其交谊，设法营救，纯属你们之间的私事，与银行无关。其二，我任凤苞不想管张伯驹的事，建议你们也不必管，应当让张伯驹的家人自己去管。其三，因为张伯驹自己说要到上海来，我任凤苞才委托其顺便管一管银行的事，如果他不来上海，我是不会委托他的。其四，私自在外租房居住，是张伯驹出事的关键，如果他遵守规矩住在银行内，就不会出事。言下之意，张伯驹是咎由自取。
与张伯驹交谊甚笃的陈鹤笙、白寿芝显然十分不满任凤苞的态度。行员遭难，董事长竟然撒手不管，给这样的老板打工，前景岂不太悲凉了吗？
也许在此后的电函往来间他们让任凤苞感觉到了这种离心离德的威胁，半个月后，任凤苞在另一封来信中对他的态度给出了解释。信函中提到倪远甫曾任盐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多年前也曾遭遇过和张伯驹一样的绑票噩运，但盐业银行始终拒绝出面与绑匪交涉，藉此杜绝绑匪试图与银行方面讨价还价的念头，最后绑匪不得不直接面对其家人，勒索了一笔不大的赎金后放人。任凤苞的意思，就是要“以彼例此”，明确告诉绑匪，张伯驹的事银行不管，甭指望从他的腰包里掏出半个大子。如此，“庶可（使绑匪）降低欲望，或能早日解决”。
任凤苞的这一招堪称釜底抽薪，对于确保银行利益固然有效，但这样一来，张伯驹可就彻底地让他给卖了。万一绑匪的欲望降到了失望乃至绝望的程度，难保不生出杀一儆百的歹念来。
好在没多久，孙曜东得知，确有银行内部人士，出于报复的目的，唆使七十六号（汪伪特工总部代称）对张伯驹实施了绑架。孙曜东在其晚年的回忆录中，甚至直接点出了这个报复者的真名实姓，但字里行间依然猜测的成分居多，似乎难以为凭。
既然明确了元凶，孙曜东就有办法对付。他直接找到周佛海，声称七十六号绑架了他的把兄弟，而绑架像他把兄弟这样的民间金融人士，对于今后的发展后患无穷。因为其时汪伪方面正密谋推出伪储备券，以取代在市面上流通的“法币”，在这个时候得罪有影响的金融界人士，会使各银行因此而惧怕进入上海，岂不是自断财路，自毁前程？
对于孙曜东的分析，周佛海深以为然，不仅于私而且于公，他都不能不给孙曜东这个面子。于是，当着孙曜东的面，周佛海直接给李士群打电话，气冲冲地责令他：停止胡闹，赶快把此事了断。
然而就在孙曜东的斡旋将成之际，张伯驹却突然从原来的关押地点消失。原来，七十六号的那帮特务因为听到周佛海干预的风声，知道没什么油水可捞，又不敢硬顶，懊恼之余，干脆把张伯驹转移到浦东，把他白送给了伪军林之江部。
枝节横生，着实令孙曜东吃惊不小，好在几天后弄清情况，张伯驹依然平安。孙曜东不敢稍有懈怠，马上亲自渡过江去，找到林之江，再次许诺，愿以20根条子交换张伯驹。在得到林之江肯定的答复后，才忐忑不安地返回浦西。
这一日，张伯驹在关押他的农家小屋里吃罢绑匪送来的早饭，感觉有些困乏，便迷迷糊糊地倒在床上睡着了。待张伯驹从迷糊中醒来，日头已经过晌。往日此时，早该是午饭时候了，今日却是奇怪，屋内屋外，空无一人。张伯驹惊诧不已，弄不清楚绑匪们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他突然明白过来，立即朝着浦西方向慌忙逃去。
就这样，这场绑架案开场鸡飞狗跳、烈烈轰轰，收场草草了事、无声无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