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长相思》不仅点出了淮水因它而沦为长江的支流，也吟出了泗水两岸的忧愁。唐贞元年间，泗州就发生了“淮水溢，平地七尺”的淹城事件。
雪上加霜的却为人祸。南宋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汴梁守将杜充面临被汹涌金兵攻陷的危险，想到“水淹三军”。然而，黄堤决开滔滔黄水却没有北去阻止金兵的步伐，反而一改故道，掉头向南自泗入淮抢夺了淮河水道，便成了家常便饭，泗州城频繁被淹，直至公元1194年全面夺淮。
黄水常年侵袭，致淮河河床淤积增高。每当汛期黄淮并涨时，汹涌的洪水可溢出河道最宽可达十至二十公里，形同湖泊。洪泽湖便是由附近被淹的诸多小湖群形成的洪水走廊、蓄洪的水库。运道亦改要经八十多公里的洪泽湖后才接上故道，再沿泗水从清口（淮阴区马头镇）入淮。清口由此成了黄、淮、运三河交汇的重要河口。
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因“明三祖陵寝”修建在泗州的城北外，他不仅要保漕运，还要照顾自家的祖陵。“为泗人计久远者，莫不以填城为长策。”然而，治河总理潘季驯主张的“筑堤束水，以水攻沙”，一味地加高洪泽湖堤坝、石工“蓄全淮之力专出清口”的治河保运的“蓄清刷黄”策略，却致“泗城如水上浮盂，盂中之水复满”，加速助推了泗州城被淹没的步伐。
崇祯四年至崇祯五年间，连续大水，清口以北的汴河故道淤塞，黄淮“鹊巢鸠占”式的合流，促使清口以南的河段水位全面提高，防洪受阻，泗州城被淹。到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水灌州城，深丈余”，防洪工程已不堪重负。直到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那场持续七十多天的暴雨，泗州城已无力回天。
那天，我随地方文史界一行人采风，来到了被泥沙淤平了的汴河口，脚下的位置便是古泗州的城里。我被眼前的情景所恍惚，我们伫立的那一片荒芜、开阔之地，在阴雨氲氤下雾气茫茫，仿佛不是在陆地上，而是在一片云际苍茫天连地的水世界中，应景了脑子里浮现出的古人这首诗所描述的情景：
浩浩春涛阔，孤城一叶浮。
烟城淮水暮，风雨泗陵秋。
—吕潜《大水渡泗州》
当年那位古人渡泗州时，北望汴河穿城而过的泗州城，孤峭冷寂，犹如一叶小舟，漂浮在水烟浩渺的淮水中，触目所及皆是波光，耳中所闻尽为水声。
“细雨斜风作晓寒，淡烟疏柳媚晴滩。入淮清洛渐漫漫。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想象苏轼当年路过泗州与友人渡船游对岸的南山时，也是这样的天气场景吧。
多少细雨，多少淡烟，多少清欢，多少名人的足迹遗留在那里。时间是无形的手，一座城池再辉煌，即使不是这样的命运，也注定会被岁月的尘埃所掩埋，唯有被历史记住。
是的，历史不可磨灭，也不会消失。从不介意是谁的故乡、谁的经过，又是谁的忘却。就像泗州城，虽然与世界失联了三百多年，终究还是露出一角，告诉人们，它一直都在那里。历史是有记忆的，如大河畔的堤岸，将它放置在最坚固、最深的角落，只要给一丁点儿激越的思潮，便能拍活那沉寂不死的岸。
岁月写尽了淮河的悲欢离合，天地灵气磨平了沧桑的棱角。今天繁华下的淮河，静默无声，仿佛静止参禅一般虔诚，流溢着母性的柔静，给人的全是仁爱和宽容。串串流水，行行文字，呈现的多为一朵浪花、一抹夕阳、一段旧事、一位故人。放眼千里淮河，静谧安好，让人们许久没有听到这座城的声音了，也忘却了这座城里的双塔。那个在水下陪伴它近一个世纪的灵瑞塔，日夕影沉淮水中，世传为僧伽大圣的镇妖宝剑，十三级浮屠巍峨耸立在水中，也没能震慑住水怪毒龙的兴风作浪。让人怜惜的是，一直露在水面上九十七年的塔顶，在那一次狂风大雨中，也随着大河的涛声不见了踪影。
沉寂多年的泗州城，泥沙蒙尘的历史，经考古专家一层层拂去，有了惊人的发现，它被泥沙深度掩埋，凝固的还是三百多年前的状态。埋藏的众多文物中，还有那个时代就被当文物保护下来的庙宇、庵观、碑亭、古代公园等。其时闻名的“泗州十景”，罕见的五个城门建筑等位置均被探出，发掘出的现有成果，无不令人惊叹，为世人瞩目。与泗州城一同被淹没的明阻陵得到了开发，并早已对外开放，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神秘而古老的泗州城，也有了重见天日的时候。
泗州城，淮河孕育出的一段生命传奇，为盱眙这座城留下的千古绝唱，也是一本“人与自然”的教科书。阐述的是人类与大自然共生存的法则，如果人类违反或不顾及这一法则，“不知常，妄作，凶”。这也是古人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道理，值得人们永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