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远七岁那年，在部队任职的父亲被打成了“反革命”，全家从北京迁入天津军粮城。那是1969年，他正上一年级下半学期，一个教室装着从一年级到六年级的孩子，都是“反革命”的后代。身边的叔叔阿姨都是“反革命”，连和蔼的老师也是。他纳闷了：“他们都是坏人吗？”
多年以后，冯远征当了演员，他演过很多好人，也演了一些“坏人”和“怪人”，他演得很逼真，让人分不清那是角色还是他自己，乃至招来不少麻烦。但他从来没有把角色当“坏人”和“怪人”去演，幼年的经历让他怀疑这种简单的评判。
于是有了那些亦正亦邪的经典演出。激情澎湃演革命者，笑容可掬演平凡人，目光冷峻时让人毛骨悚然，转头翘起兰花指，又让人捧腹大笑。他从来不受某一种类型的限制，像一条变色龙。在同龄的男性演员里，这种始终求变、摆脱标签的性格实属罕见。而在他眼里，这是职业演员的本色。
新导演
2021年9月2日晚上，话剧《日出》在曹禺剧场首演落幕，作为导演的冯远征走上台，领一众人艺年轻演员致谢。身后，巨幅曹禺先生的照片逐渐浮现。冯远征转身，面朝曹禺先生深鞠一躬，有年轻演员眼眶湿润了。
这是他特意设计的谢幕方式，也是个充满人艺色彩的场景：人艺的灵魂人物、人艺的经典话剧、人艺的新剧场、人艺的导演和演员，台下是人艺的铁杆观众。冯远征舒了一口气，这批“90后”乃至“95”后演员的表现让他满意，“有人说人艺现在‘青黄不接，但你看看这帮年轻演员，多棒！”这是最让他有归属感的时刻，即使公众知名度大多来自影视，但剧场才是他的归宿。
这几年最让他过瘾的事，都发生在舞台上。以演员为主业的他，导演了两出大戏：《杜甫》和《日出》。初当导演，他并不怯场，在导演技巧上用了很多大胆的创新手法，比如把多媒体用到经典戏里。“曹禺先生写的很多东西没办法在舞台上展现，我通过舞美设计，改变了整个透视关系，把一些幕后的东西展现在舞台上，”他罕见地没有谦虚，“从我的角度上来说，我觉得这是最接近原着的样式。”
冯远征对《日出》还有另一重期待。他前几年担任北京人艺演员队队长，前年上任副院长，一直为培养新一代演员操心。《日出》就是他的表演课教室，他特意申请了增加一个月排练时间，训练新演员。扮演陈白露的演员陆璐说：“排这个戏，好像又上了一次表演课。”上世纪末，老一代演员集体隐退，冯远征这一批演员挑起大梁。由于经典版本珠玉在前，当时《茶馆》新班底一上台，遭遇一片骂声。最近几年，人艺又面临新老交替，冯远征希望新演员不要再经历他当时的窘境，“别到时候我们一鞠躬，撒手不管了，我们希望还演得动的时候能帮他们一把”。
他经常跟年轻演员说，没事多读书，不读书你怎么能读懂剧本呢？《杜甫》的台词里有很多文言文，排练之前，他带着演员在12天里读了24遍剧本。读到一半的时候，很多年轻演员还不太懂。有一句台词“仕途蹭蹬”，演员觉得非常拗口，打算改成“仕途坎坷”，但上了台张嘴就念出“仕途蹭蹬”。冯远征问他，怎么不改了？年轻人笑笑，还是这个词文雅好听。
杜甫一角是他自己饰演的，他把诗圣当成小老头来演。剧本选取的是杜甫一生中最低谷的时期，他却演得很可爱。“我小时候过过苦日子，并不觉得苦，而是苦中作乐。”他说，“因为你为了生活，必须往前走，杜甫也是一样。”
苦日子
苦日子就是在军粮城过的。那时，一家六口分散在三处，爸爸在另一个地方干活，哥哥在县城上学，他跟妈妈住在干校的平房里。冬天大雪封门，要清出一条雪道才能走出去，两侧雪堆高过他的头顶。夏天，盐碱地成了芦苇荡，他跟小伙伴掏鸟蛋、摘西红柿，补充伙食。后来，但凡角色中需要借鉴人生中最苦的经验，他都会回味那时的生活。
十岁不到，他就学会了插秧、割稻、种菜苗。“你知道什么是’间苗吗？”他眼里放光，兴致勃勃地陷入回忆：“种子撒到田里是随机的，长出来苗以后，有的苗和苗之间太近了，就要把比较弱的苗拔掉，让好的苗茁壮成长，这叫‘间苗。”拍《老农民》的时候，片场的农具他顺手拿起就会使，这都是小时候的经验。
他还在拉锁厂的车床边当过一年工人。1974年回京之后，他上完小学、初中，在北京108中学上高中时，入了学校的跳伞队。那时108中跳伞队是北京的冠军队，北京队则是全国的冠军队，他想进专业队，结果没去成，去了龙潭拉锁厂，做了一年拉链。临时工快要转正的时候，他跑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