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初冬的一天，我突然接到电话说：“三妹在从阳明山返回途中，突发脑溢血，昏迷不醒，现正在医院抢救。”
当我赶到医院时，三妹已躺在急救床上，输着氧气，双眼紧闭。我伸手摸了摸三妹的头，试了试呼吸，并唤着三妹的名字，但已毫无反应。我祈求医生要想尽一切办法救活我妹，可一切都成了徒劳。从拔下氧气管那刻起，我的心就像打烂的玻璃瓶一样碎在了地上，失声痛哭起来，呼喊着：“三妹，三妹……”
我三妹的生命停止了，还没来得及与亲人们，与自己费尽心血养大的一对儿女道个别，说句话。我歇斯底里，捶胸顿足——说好是上阳明山为“七祖佛爷”十月初二的生日庆生的，可这大慈大悲的肉身菩萨啊，怎反倒带走了我妹的性命呢？三妹毕竟才四十出头，眼看苦尽甘来，却如此般抱憾而去。
我们四兄妹，都出生在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一家七口人，父亲是民办教师，主要靠母亲出集体工拿工分支撑家庭。由于家里人多劳力少，到年终结算时，总是生产队里的超支大户，分不到多少粮食和其他物品。一年当中，一家人的生活大都靠借来维持。
在这种情况下，三妹毅然放弃了读高中的机会，初中毕业后，便回家参加集体劳动，挣工分养家。十三四岁的女孩只能算半个劳力，拿大人一半的工分。但三妹心灵手巧，吃苦耐劳，很快就得到了大人们的认可和喜爱，工分也越挣越多。家里多了一个劳力，各方面都有了一些好转，尤其使我们读书的三兄妹的学习条件得到了改善。后来四兄妹中，只有三妹在农村生活并成家。但三妹从没埋怨过，更没有图求任何回报，反倒生活得很滋润快乐。我记得那时，三妹当上了生产队里的“武装民兵”，背着三八式步枪，飒爽英姿，好漂亮。这是三妹留给我唯一的一次最美丽的记忆。
待三妹出落成了漂亮大方的姑娘后，也有不少改变命运的机会，但都没有撼动其安心在家的心思。在武汉工作生活的大舅，因为喜欢女孩，特意欲将三妹接到武汉做女儿，并安排工作，长期定居。但三个月后，三妹又回到了家里。三妹说，在家里生活惯了，我还是离不开父母和哥妹们。现在想来，若是当时三妹真留在武汉了，生活肯定是不一样的好，但三妹为家庭的担当和做出的牺牲，肯定会少些。这也许是三妹的初衷吧！农活的辛苦，没有抹去三妹青春的色彩，却塑造了原本美丽善良的心灵；委屈了自己，牺牲了自己美好的生活，换取的是家庭和亲人的安详与幸福！
从武汉回来后，三妹便与同村一小伙子相恋并成家，相继育有一儿一女。因离父母近，三妹承担了更多照顾父母的责任。农忙时，干两个家庭的活；老人家有个病痛，早早就到场打点侍奉。此时的三妹，不仅要兼顾好两个家庭，更要养育好两个孩子。生活的忙碌，世事的繁杂，考验着三妹的勤劳和坚强。三妹省吃俭用，送儿女到县城学校接受更好的教育；起早贪黑，砍柴担水，养猪种菜，补给着家庭的日常开支。后来，三妹一家在县城置买了房子，过起了城里生活。眼看着儿女渐渐长大，上了大学，三妹脸上难掩那真诚的憨笑。然而，自己却劳累成疾，患上了严重的高血压。医生说，四十多岁，血压这么高，以后要多注意调养！可三妹只是默默应许，不轻易与家人提起，更未居家调养过一次。那年，我强迫性地将三妹送到省城医院住院治疗，但效果不佳。出院后，三妹又坚持在一家酒店打工。三妹常说，两个小孩读书花钱多，我挣点，贴补贴补。还安慰家人说，血压高低没感觉，头不昏不痛，没关系的。现在回想起来，那是多么愚蠢的自欺欺人啊！事实证明，三妹的匆匆离去，是她未重视自己身体和家人们视而不见、未尽到责任所酿成的灾祸，也是我这个长兄一生中最大的切肤之痛。我愧对苍天，愧对亲人，更愧对善良的三妹！
三妹生前常念叨工作难找，要请我这个大舅舅多关心外甥，帮忙找找工作。然而，现在儿女都有了工作，自己却不能看见了。三妹的儿女结婚时，上上下下，欢天喜地，但我却在婚礼举行的现场墙角偷偷哭泣抹泪。原本可以参加儿女婚礼，为儿女送上祝福和红包的三妹，现在只能由别的女人替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