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艾苓是黑龙江省绥化学院的教师，她采访了该校2000 年至2020 年的21 届毕业生，从中选出56 个出身贫困家庭的孩子，追踪他们的人生历程。本文是艾苓对一位学生的采访记录。
学书法不是我的选择，是爸爸的选择，后来的事我们都始料不及。
我6 岁才记事，身边只有爸爸，我问过他：“我怎么没有妈妈？”
爸爸没好气地说：“死了！”
“爷爷和奶奶呢？”
“都死了！”
爸爸的左手少了4 根手指，只剩下大拇指，他天天教我写字，用毛笔蘸水在水泥地上写。我写不好字他就打我。
他还带我从黑龙江省逊克县坐火车去哈尔滨市，找到黑龙江省书法家协会，跟那些书法家说我要拜师学艺，但这让他们很为难。来自加格达奇的朱宏老师正好去省书协办事，爸爸跟他聊得很投机。
回到逊克后，爸爸把用得着的东西装进破旧的电动三轮车，带着我直奔500 公里外的加格达奇。我们没钱住店，晚上就睡在三轮车上，幸好当时天气还不冷。
到了加格达奇，爸爸找地方挖了地窨子，我们住进去。我没有户口，所以只能进一所很普通的小学读书，一边上课，一边跟朱宏老师学书法。爸爸到外面找活儿干，今天做这个，明天做那个。他很少跟我好好说话，不是吼叫就是打骂，但他从未放弃过我，放弃过让我学书法。
我上三年级的时候，春节前夕，爸爸让我到百货大楼门前写春联去卖，我去了。加格达奇的冬天气温经常在零下40 多摄氏度。等我在百货大楼的门前铺开摊子，很多人过来围观，他们说：“这小姑娘的字写得不错！”
有人问：“你的对联卖多少钱？”
我说：“不知道。”
这个人说：“没买春联的赶紧买吧，别让小姑娘找零钱了。”
买春联的叔叔阿姨把钱放到一个盒子里，有2 元、5元、10 元的，还有50 元的。
我在加格达奇一下出名了，朱老师也觉得脸上有光。当时帮我的人很多，其中，大兴安岭地委宣传部部长陈士果帮我把户口落到加格达奇，行署教育局督学冯宝臣帮忙，把我转到育才小学，那是加格达奇条件最好的小学。我和爸爸也从地窨子搬到租来的房子里，当地的残疾人联合会安排爸爸给一家单位看大门。
工作稳定后，爸爸想增加收入，便在单位的院子里养兔子。后来人家辞退他，他又只能四处打零工。
在育才中学，我遇到了恩师韩雪梅，她是我的班主任。学校收的学杂费，爸爸很少给我。
韩老师问：“你爸爸又说没钱？”
我低下头。
爸爸不给的钱，韩老师都替我垫付。每天中午，她带着上小学的儿子出去吃饭，都带上我。
1996 年8 月末，快开学了，爸爸的坏脾气再次发作，这次他吼的是：“别上学了！”
我说：“我要上学！”
他继续吼：“我没钱！你爱找谁就找谁去！”
爸爸是我唯一的亲人，我还能找谁呢？爸爸说妈妈死了，但妈妈的亲戚应该还在逊克。爸爸说起逊克，提过当地的税务局有一位姓马的工作人员。爸爸当年在逊克卖烤地瓜，对方经常帮他。我决定去找这个人，他可能认识妈妈的亲戚。
我上了一趟从加格达奇始发的火车。乘务员让我补票，但我没钱。我说明情况后，他告诉我应该在哪儿转车、在哪儿住宿，还给了我食物和路费。
逊克县税务局姓马的那个好心人很容易就被我找到了，他妻子的娘家在姥姥家的那个村，他直接把我送到姥姥家。姥姥见到我，又惊又喜，给我讲了爸爸从未提及的一些事。原来爸爸是河北人，家庭遭遇了重大变故后，他一个人逃出来，逃到黑龙江省逊克县的农村。姥爷当时是生产队队长，看他有木匠手艺，就让妈妈嫁给他。
他们结婚以后，妈妈因为不会做饭，经常挨打，怀孕以后还挨打，姥姥看这样下去不行，就把妈妈接回了娘家。在这之前，爸爸干木匠活儿时，左手的4 根手指不小心被电锯截掉了。他认为姥姥嫌弃他的手残疾了，其实，姥姥是嫌他脾气太坏。
后来，爸爸把我从姥姥手里抢走，妈妈改嫁给外村的一个残疾人，又生了两个女儿。她住的房子很破，先给了我200 元，还要给我买线衣和线裤。听说我没钱上学，她又给了我100 元，那可能是她所有的积蓄。看到妈妈活着，我觉得全世界好像都温暖起来了。
姥姥、姨姨和舅舅都拿钱给我，我一共带回来800 元。这一年的9 月初，我回到加格达奇，直奔学校。下课时间，教室里乱哄哄的，韩老师站在教室后面，我大声喊：“老师！我回来了！”
韩老师惊讶得张开嘴，张开双手奔过来搂住我，搂得紧紧的。她哭了，哭着跟我说：“你跑哪儿去了？怎么不跟我说一声？知道我有多惦记你吗？”
“惦记”，我以前不懂这个词，但韩老师的泪水和拥抱让我瞬间懂了。我哭着说：“老师，对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