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我写过一篇文章《请客未遂的农民工》：一位农民工大叔拎着菜到报社办公室找一个胖记者，要请他吃饭，感谢他为自己讨回了工钱，但因为报社装修光鲜的办公室里没有炒菜工具而最终没有搞成。
那个胖记者其实就是我。而那顿饭，最终其实是吃了的。
我做媒体工作有几个原则，其中之一就是当编辑不收作者的礼物，当记者不吃采访对象的饭。并非清高，而是为了少些麻烦和求个心安。那一次之所以破例，是因为那位农民工在报社办公室找灶台的情景太酸涩，如果拒人于千里之外，就实在不近人情了。
我们约好，两天后我休假时去他家。他想了想，惶恐而高兴地点了点头。
在确定我不是敷衍他之后，大叔拎着篮子高兴地走了，临别时，我不好意思地问了他的姓名，他说姓尤，17个讨回工资的农民工之一。
两天后，我如约去了红花堰。此地距火车北站几公里，早年是农民工聚居地。我坐公交车，又转搭摩的，来到与老尤约好的巷口，他已经等在那里，脸上的表情和身上的新衬衣都有些局促。
我递上两瓶大曲酒。之前在超市买酒时，心中颇有些踌躇，本想买好一点儿的，但价格实在有些压力，于是，买了标价“温柔”的大曲酒。老尤坚决推托，与我好一番拉扯，几乎已引起路人的围观，在我佯怒要走的情况下，才悻悻然收下，嚅嗫着说：“这么好的酒，我这辈子还没喝过呢！你太客气了！今晚我们把它喝了！”他说话的神态，让我心里一阵酸楚。
这让我有些许心安，因为只有这样，我才感觉是来赴一场朋友之约，而非帮了一点儿小忙就来蹭饭吃白食。
七弯八拐，我们转进一条深巷，巷子尽头，如隧道出口一般反射着晕眼的亮光。走进亮光，是一片田，显见已统征但尚未开发，周边村民便在此搭建了一些临时建筑，石棉瓦顶，旧砖做墙，门窗是再利用的，形状花色各异，横排四五间，纵排十几间，都是单门单窗，隔几户门前一个水龙头，门口锁着自行车或卖水果小吃的家什。
走到第三排尽头的拐弯处，老尤说“到了”。远远地，我闻到一股豆豉炒腊肉的香气，老尤的妻子正在一个崭新的电磁炉上炒菜，旁边的蜂窝煤炉上，一个砂罐正突突地往外冒着热气。不远处的空地上，已支起一张折叠桌，桌前有几个和老尤一样黑黄肤色的男人在等待，看到我们来了，不约而同地站起身来，热情而紧张。这让年纪比他们短一半的我有些惶惶然了。
几番推让，我被按在了上座，不容挣扎和拒绝。老尤打开我带来的酒，对同伴们喊：“今天咱托曾记者的福，喝大曲。”大家欢快地应和着。有人伸过碗来，被老尤挡了回去：“今天斯文点儿，我刚买了酒杯！”大家于是又一通哄笑。
桌上的菜我是熟悉的，颇有点儿像我妈妈早年请客的配置，除了葱花是绿的，全是肉。褐白分明的卤猪头，红黄相间的麻辣鸡，白色的炖蹄花，再加金灿灿的炒腊肉和粉嘟嘟的老香肠，还有一碗排列整齐的甜烧白，上面晶莹地散落着一堆白糖……
这是老尤这样的农民工的经济实力和想象力所及的最高档次的一餐饭了。我虽然刚刚查出脂肪肝，吃了太油腻的东西，上腹和背会疼，但还是欢快地捻起一块甜烧白，嚼出一片油香。那烧白是用绿豆沙做的，与我们这边的红豆沙不同，多了一些清香气。
我们就从甜烧白聊起，接下来是酒，是故乡。几杯酒下肚，大家都不那么局促了，除了夸我送的酒好，便是对之前帮他们讨工钱的感谢和回溯，而这是我最不想聊的话题。因为我知道，那天，如果不是劳动监督部门出场，单我个人，是没有什么用的。但他们坚持认为，我起了特别大的作用。于是，我就不再言语，只是惴惴不安地看他们端着酒杯，把一堆堆令人脸红的大词砸过来。好在，我沾酒就脸红，看不出窘迫。
其实，他们比我更窘。我从他们局促的端酒姿势和过于客气的夹菜动作能看出。这让我颇觉不好意思，总觉得是自己的到来，让他们在难得丰盛的食物面前失了大快朵颐的乐趣。我是见识过他们打着赤膊一口菜、一口酒、一撮花生的欢乐场景的。
天有些闷热，我率先脱掉T恤，露出白胖的肚子。老尤要去拖风扇，但因为线不够长而作罢，于是也跟着脱掉了衬衣—那不常穿的硬领已让他烦躁多时，一脱下，顿时感觉他松快了不少。同桌几个兄弟也纷纷脱下令他们不舒服已久的外衣，顿时，饭桌上的气氛一下子便轻松欢快起来。我觉得从这一刻起，酒席才算真正开始。
那天晚上，我喝了很多，并且明白了敬酒的最初意义。所谓敬酒，并不是流畅地讲出一大堆虚假而美好的词，让你尽可能地多喝酒。最古老的敬酒，是在好酒不多的情况下，克制住自己想喝的欲望，而诚心诚意地将瓶中的好酒尽可能多地倒进客人的杯子里，言语不多，神情诚恳，举手投足，每一个细节里都透着庄重。
那天，我听他们讲了许多故事。他们几个，有的当过乡村代课老师，有的当过赤脚医生或会计，基本都属于乡村中的能人，是老尤觉得能够撑得起与我这个“文化人”一起喝酒而让他不失排面的人。他们有的是为了给儿女挣大学学费，有的是为给老伴儿挣医药费，才来城里打工或开小店的。赤脚医生的按摩店和兽医的宠物诊所现在已经上路了，一个月能挣好几千。他们为人都低调而谦逊，而旁边的伙伴总能把他们隐藏起来的高光点说出来。
那天晚上的酒和桌上的人，以及尤大娘最后端上来下饭的糟黄瓜，都是令我难忘的。以至于后来很多时候，我在写文章时，时常想起那些只有一面之缘的人。他们变成我笔下那些为生计而奔波却保持着乐观与希望的人。我后来成为“农民工作家”，与他们有关。
不久后，红花堰就拆迁了。我是在电视新闻中看到这拆迁的。在大型机械前，那些石棉瓦和旧砖筑成的小屋，像岁月河流中的一点儿泡沫，眨眼间烟消云散。
电视机前的我，在泪光中突然想起那晚半醉之时抬头望天的场景。原本想试试郊外能否看到星星，但目光所及，只有都市夜光灼烧得通红的云。而云下的万家灯火里，其中一处，就坐着我们……
这场景，偶尔会进到我的梦中，当我醒来时，恍然觉得口中、鼻中，还有一丝隔年的酒香……
事隔多年，老尤和他的老伙计们，想必也还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