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冷板凳的“草人”
草业科学家任继周先生99岁了。住在北京北五环一个老旧小区的他，每天早上6点起床工作：查看邮件、修订《草业百科全书》的文稿。怕他身体吃不消，保姆每隔一小时就要提醒他休息一会儿。
2022年，他接连得了窒息性哮喘、肺炎。治愈后，记忆力严重衰退，头天晚上计划好的事，第二天早上他就忘了。早几年，他还有力气把报纸放到投影仪上看，现在只能背靠座椅，戴着眼镜，盯着显示屏上“小一”号文字。
害怕与社会脱节，他在2022年年底开了微信公众号，取名“草人说话”。“我现在没法发论文了，但还有很多话想说。”他倚在沙发上，缓缓地说。
任继周是中国草业科学奠基人之一，中国首位草业科学方面的院士，推动了草原学向草业产业的转变。他创建了中国高等农业院校第一个草原系，将草原学科从二级学科推动为一级学科。但这些声名只限于草业领域，普通人并不了解他，也不知道他最初研究草原，是为了让国人吃上肉、喝上牛奶。
“我上中学的时候经常生病。不光我身体不好，好多人都面黄肌瘦，吃不好。当时这种情况，要从营养上着想，就是吃肉喝奶。”任继周回忆，20世纪五六十年代，肉和奶都是奢侈品，市面上肉的肉质也不好。
为了提高草产量，让牛、羊产好肉、好奶，他做出了很多研究成果，这些成果至今仍在被应用。他和团队研制出了第一代草原划破机“燕尾犁”，让高山上仅有两三寸高的草长到了半米左右，草产量也提高了4倍。他带着团队开展划区轮牧、季节畜牧业的试验，成倍提高了草原生产能力。
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肉和牛奶早已走上人们的餐桌。但任继周又在为人们吃得是否安全忧虑。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爆出，他倍感痛心，因为这背后的主要问题之一，是缺乏饲喂奶牛的高蛋白优质牧草，因此商家通过添加三聚氰胺来提高奶粉的蛋白检出量。
在任继周看来，饲料问题不解决，无从谈食物安全、粮食安全。据他预测，中长期内我国的口粮需求量约为2亿吨“食物当量”（将粮、果、菜、牧草、饲料等折合成一个标准），而家畜饲料需求量为5亿吨。“现在我们粮食不是不够吃，是饲料占了很大一部分，人吃的跟家畜吃的混合在一起了。”他在一次采访中说。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他就通过在国内开展一系列科学试验，证明了用牧草代粮、实施草地农业是可行的，但限于各种原因，没有在国内推广开来，“其中有实际困难，更多的是传统耕地农业中，缺乏对牧草和畜禽的认知”。
近20年时间，他将全部精力投入对农业文化和农业伦理学的研究中。在他看来，问题的背后是“以粮为纲”的思维模式，“一说粮食安全就种粮食，养猪是为了肥田，养牛是为了耕田，缺乏动物生产的层面”。
“我想着最多活两年了，两年以内要把《农业伦理学概论》赶出来。”他把这件事看得很重，认为之所以会出现食品安全、生态环境破坏这些问题，是因为全社会的农业伦理观缺失，而农业伦理学是告诉人们“不仅要知道能做什么，还要知道不能做什么”。
他自称“草人”。“我像草一样，在最底层、最不起眼的地方工作。草是见缝插针，不与人争的。我这一辈子是能做什么就做什么，也不跟人争。你哪个专业红、热门，我不考虑，我就坐我的冷板凳，一坐就是几十年。”
像打仗一样念书
几乎每个受访的学生，都对任继周的勤奋、惜时、自律印象深刻。一位当过任继周学术秘书的学生说，任继周几乎不参加宴会，也不参加婚礼，但他会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关心——一名学生结婚，他特地去对方家里看了看生活条件如何，是否需要经济上的帮助。在候机室、飞机上、火车上以及会议间隙，他都在看书、打字。
他这一辈子都“把时间抓得很紧”。少年时期，他坚持每天写日记，看遍了学校图书馆的书。大学毕业，他去甘肃兰州从事草原研究，一天能走100多里路。有时候一边拄着采集标本的采集杖在马路边上走，一边看书。
“文革”期间，为了挤出时间工作，他发明了“三段式睡眠法”——白天没有时间工作，晚上回家先睡两个小时；然后工作到次日清晨，睡两个小时；中午再补睡两个小时，每日如此循环。他在卧室、走廊、客厅都摆放了钟表，提醒自己分秒必争。
兰州大学教授林慧龙回忆，给任继周当助手时，把文稿发给任继周审阅，任继周再忙也会回复，有时是凌晨4点，细致到“连标点符号也要改”。中国农业科学院博导李向林曾在20世纪90年代跟着任继周在南方开展草地农业试验。在他的印象里，任继周不喝酒、不吸烟、不闲聊、不打牌，“没有任何不良爱好”。任继周为数不多的爱好是写诗、看球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