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准了就做
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任继周就逐渐意识到，要解决草原的问题，光在草原上下功夫不行，要把草原的问题放在整个农业系统中考虑。
他刚到甘肃时，牧区比农区富有，人们大口吃肉，竞相“夸富”。1957年年底，他去越南讲学。1959年回国，发现农区穷，牧区更穷，“有羊也不能杀，需要大队批准”。之后几十年，他更是目睹了在工业化进程中，草原退化、家畜吃不饱、牧民生活贫苦的境况。
改革开放后，他提出建立一个生态研究所，“把草和牧加到农业系统，改造农业结构”。但当时，国家正处于百废待兴中，没人顾得上听他的呼声。
他四处奔走，争取支持，到1981年终于建立了甘肃草原生态研究所。
不过，面对别人的不理解，任继周并不灰心。他曾在接受一次采访时说：“要把个人放进历史当中，不要在历史外头，觉得这不合适那不合适。命运这东西实际上是机遇，不能选择的。一个有生命力的人，应该找到自己生存的道理，应该找到发展的道路。要稳定，不要东张西望，认准了你就做。”
他等来了草业科学的发展机会。1984年，钱学森在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到“草业产业”的概念，并引用任继周的观点，建议将草业发展成一门独立的产业。借着这股势头，任继周搭建起草业科学的框架。
他在甘肃农业大学开设“草坪学”课程，首开此专业教育的先河。他带领团队，通过混合播种草坪种子，在体育场、学校建起了一块块草坪。后来，他们为北京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建设的草坪足球场，作为农业部的礼物，被捐赠给了第11届亚运会。而此前，这样的草坪需花钱从国外引进。“至今全国大约80%的草坪从业人员出自甘肃农业大学。”任继周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他的研究从草地农业生态学延伸到农业伦理学和农业文化。他说自己研究了40年草地农业系统，只是探讨了自然科学的“是”与“非”的问题，要真正付诸社会实践，还要升华为伦理学的“对”与“错”、“善”与“恶”的认知。
2014年，“农业系统发展史”与“农业伦理学”课程在兰州大学开设，90岁的任继周站着讲了一个小时的“农业伦理学”第一课。
最幸福的结局
如今，任继周还有很多想法，他想写写家庭伦理问题、食物伦理问题以及生态文明时代的农业伦理问题。但身体不允许了，他只能寄希望于后来者。
担心农业伦理学研究后继无人，他委托学生寻找合适的人才。前两年，一名在中国社科院农业经济系读书的博士向他请教一篇有关草业法的论文，多次跟该博士交流后，他欣喜不已，最终把对方引入农业伦理学的研究领域。
得知对方经济情况不好，任继周转给他5万元，让他专心做学问。后来，该博士去了兰州大学教课，任继周反复询问他住宿、办公的条件。“任先生像亲人一样温暖，我心甘情愿搭上一辈子（做农业伦理研究）。”这名博士说。
任继周经常对学生说，要读文学、哲学、历史，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林慧龙觉得，任继周就像他“身边燃烧的一团火”，“他有那种迫切的愿望，推你往前走，你有任何要求，他都愿意为你奔波”。
但回想自己这一生，任继周仍觉得“做得太少太少”。任继周的生日是11月7日，这一天也是俄国十月革命纪念日、苏联的国庆日。2022年，孩子们给他过生日，晚饭后，家人都离去了，他一个人躺在床上，又回到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想到在雨花台被枪杀的数十万英魂。“多大的牺牲啊。想到这些人，我心里就难过。”他想到苏联近70年而亡，“一个超级大国竟然活不过我。我这么渺小一个人，一介‘草人，什么权也没有，居然活到现在。”他眼含泪光，说自己太渺小。“不管权力多大，威势多么厉害，都是暂时的。知识分子应该承担起历史责任，把历史正道的气脉积蓄下来，非常要紧”。
他时常告诫自己的学生：“把权和利忘光，心无旁骛做你的工作。把’小我融入‘大我，把’他人视作‘他我，不要总想着我、我、我。要融入大自然，融入社会，不要把自己孤立在一个小范围里头忧愁。”
任继周的院子里有一张圆桌，以前，两个哥哥一家人过来，全家人围聚在一起，十分热闹。后来，家人一个个都到“站”了，椅子一个个空了。“我自己也快到’站了。”任继周感慨，“一个人只能做一个人该做的事情。孔子说，三十而立。立是个位子，要找到自己的生态位，人人该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个社会就好了。”他将自己和老伴攒的600多万元捐掉，在6个单位设立了草业科学奖学金。
他说，一个人最幸福的结局是“路倒”，“工作着工作着就离去了”。
林慧龙记得，许多年前，在参加一次会议的途中，任继周坐在车上，回忆起在河西走廊做科考的经历。他说当时有位老师躺在草地上休息，手里握着粮票，被一个土匪看见，二人厮打起来，土匪把这位老师杀了。
听到这个故事，林慧龙很震惊。但他记得，任继周讲述时很平静。
任继周说，自那之后他再也没有躺在路边休息过，也没有因为危险踌躇过，他一直往前走，从不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