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逐渐知道，外婆的工作琐碎又吃力。在那个年代，油盐酱醋，哪怕是雪花膏，都要带着一个空瓶去小卖部打。每过十天半个月，解放牌卡车会送来几个半人高的大陶缸，有的装着陈醋，有的装着酱油，有的装着腐乳或酱菜。最大的陶缸很重，送货师傅把它们一一摆进店里，再把空缸子带走；而中等个头的陶缸，就要外婆亲自去扛了。做营业员事务琐碎，称重、打包、记账，都是她一个人。关门打烊后，还要轧账，外婆每天都忙到晚上7点多才下班。
外婆是个处处替人着想的人，这种性格又给她增加了一份额外的工作量。比如店里来了黄冰糖，每块都有拳头那么大，若是整块出售，损耗小又不费事。但是外婆不想这么偷懒，她从家里带了小榔头去，将黄冰糖砸成核桃、花生大小，不仅家庭主妇喜欢用，附近饭店的大厨也会派小徒弟来买，一买就是10斤。大厨给我外婆捎话说：“下次，一砸好冰糖就打电话叫我们，你砸的冰糖块儿小又齐整，再笨的徒弟熬糖色也不容易粘锅。”
小店里还卖一些零食，例如甘草饼，经常有女孩子踮着脚，仔细打量巨大玻璃瓶里的甘草饼，要挑几片厚的。外婆跟她说：“甘草饼论片卖，要的就是一个公平。如果我给你一片厚的，就要搭一片薄的。厚的回去肯定要给你弟弟，你想想，你一个当姐姐的要不要这样惯着他？”女孩儿被问住了。
小卖部偶尔也会运来一箱枣泥松仁酥皮饼，这是一种美味的白皮点心，内馅儿香甜，饼皮做得酥脆掉渣。点心卖完，箱子里总会剩下一些酥皮，厂家也给了10%的损耗空间。照理，外婆可以将那些酥皮带回家，但她用软刷把饼皮扫出来，送给这条街上倒马桶的梁阿婆。
梁阿婆是一位孤寡老人，那时已有70来岁了，因为成年累月奋力拉着装马桶的板车，她的腰弯到了近乎90度。外婆在她拖着空马桶回来的时候叫住她，给她一个纸袋，纸袋里装满了酥饼皮和敲碎后没卖出去的冰糖渣。梁阿婆双手合十，缓缓行礼，外婆急忙还礼。我看到，她的腰弯得比梁阿婆的还要低。
升入三年级，课间我也埋头赶作业，这样放学后我就可以去外婆的小店里玩整整两小时。那里，成了我观察人情世故的好地方。我看到，外婆暗暗照顾下雪天扫雪的街坊，只要他来店里买萝卜干，外婆就会认真帮他挑拣，确保每一片萝卜干都是有皮的。外婆也会劝告那些大着肚子来买雪花膏的小媳妇：“别被那些粉红、淡绿的漂亮雪花膏迷了眼，有色素的，我劝你还是买白色的吧。”
我学会了写作文，在作文里真诚地赞美外婆洞察世事的犀利，还有关照别人时的不动声色—她那张包拯一样的黑脸下，藏着一颗豆腐心。当我大声诵读赞美她的文字时，尽管店里并无客人，外婆还是赶紧捂住了我的嘴，说她还是自己看吧。接着，她的鼻子几乎贴在了我的作文本上，来回瞅了半天，最后笑道：“比我自己还像我，这小老太太这么精神，我也爱她。”
祖孙俩的革命友谊发展得很顺畅，后来，我们会带着一瓶冬酿酒，绕过日日走的下班路，到大运河上去看船。坐在河岸上，望着拖船向北逶迤而去，汽笛发出朦胧又悠长的呜咽，逝者如斯夫的怅然，浮上了我们的心头。此时，外婆已经65岁，我才8岁，外婆倒给我一瓶盖的米酒，笑道：“不打紧，醉倒了，外婆背你回去。你外公这辈子胆小得很，米酒都不敢喝的，大事小事都要靠我的。”长达40年的婚姻生活，苦涩多于甜蜜，外婆恐怕自己也没想到，她的这番感慨，不能说给自家老头子听，不能说给成年子女听，却说给了一个孩子。
借着酒意，外婆问了一个沉重的问题：“你妈已经来信，说明年就接你走。等你到了南京，还会想起外婆吗……”我想了想说：“肯定会想的。”外婆的袖套上有酱油的气味、醋的气味、红腐乳的气味，还有黄冰糖的碎屑。所以不管我去了哪儿，倒出一点儿酱油、一点儿麻油，撒一点儿糖，拌一只皮蛋，就能记起外婆厚眼镜片后的目光。
在我离开外婆以后，外婆接连好几年托人捎来碎花衬衣和连衣裙，都是她去裁缝店买了许多零头布，托裁缝老王做的。老王臭她：“外孙女都走了，你咋晓得她的尺寸？”这话可难不倒外婆，她立刻从身后拖出那个当年在她店里买甘草饼的女孩儿，说：“外孙女寄来照片，模样跟这孩子差不多，你就照她的尺寸量，肩围、腰围都放开一公分。”
奇妙的是，外婆每次的预估都十分准确，那些飘飘冉冉的绵绸衣裳，穿在身上十分柔软舒服。这让我意识到，所有脾气不好的当家人可能都藏有一颗敏感的心。一点儿意想不到的关怀，可能会让这座千年冰山上出现涓涓的暖流，让她的心丢盔弃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