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楚颂帖》中写道：吾来阳羡，船入荆溪，意思豁然。如惬平生之欲，逝将归老，殆是前缘。王逸少云，我卒当以乐死，殆非虚言。吾性好种植，能手自接果木，尤好栽橘。阳羡在洞庭上，柑橘栽至易得。当买一小园，种柑橘三百本。屈原作《橘颂》，吾园落成，当作一亭，名只曰楚颂。元丰七年十月二日。
苏轼爱橘，少年时代背诵《赠刘景文》，记下了“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他不仅以柑橘入诗，还亲自种植，让柑橘给生活带来一些温暖的亮色。因此，他的生活中有很多与柑橘有关的事情。被贬谪黄州时，他给秦观写信说黄州柑橘“椑柿极多，大芋长尺余，不减蜀中”.老友李常听说苏轼在开荒种田，营造雪堂，特地送来一批柑橘树苗。苏轼在《记游定惠院》中不仅记录了繁茂的海棠，还记载了他路过朋友老何家的苗圃，要了一丛橘苗，种在雪堂西侧。后来，苏轼被贬惠州，在白鹤山下筑屋二十间，准备与儿孙同住，终老此地。在这座他一手一木参与建造的房屋门前，也种植了两株柑橘。屈原《橘颂》中说，生于南国的柑橘“青黄杂糅，文章烂兮”,料想将橘树种在屋畔，可能更合文人口味。
东坡在阳羡写《楚颂帖》也联想到了屈原。而他说自己“吾性好种植，能手自接果木，尤好栽橘”.这种善于栽种柑橘的动手能力，可能就来自于黄州雪堂的营造过程中。“阳羡在洞庭上，柑橘栽至易得。”这里的洞庭显然不是今天的湖南洞庭湖，而是与阳羡毗邻的太湖。太湖古有洞庭之称，自然条件适合柑橘种植，苏轼想种橘“三百本”也不是难事。
某年，我与苏州作家一同到太湖三山岛采风。时在仲冬，岛悬于湖上，山石间多橘树，叶半零落，只有金黄果实还挂在枝头，稀烂贱，卖不上价，岛民弃之不采。余摘一枚，食之，酸甜美味，如果老苏看到这样景象，也许会用这些柑橘酿酒。
柑橘酿的酒，苏轼喝过一种“洞庭春色”,酿酒原料为黄柑，太湖西山岛上的特产，安定郡王赵世准利用黄柑酿出美酒，其侄赵德麟与苏轼交好，特赠与品尝。老苏洗盏而尝，色香味三绝，且能通经活血，甚至腰不疼了，腿也不抽筋了，感觉甚好。酒疏通了他的关节，酒活跃了他的血气，酒也点燃了他的文思，于是，作《洞庭春色赋》一篇。
绍圣元年（1094年）闰四月二十一日，五十九岁的苏轼被贬惠州。路过襄邑，夜雨滂沱，滞留寺内，巧遇旧友吴安诗的外甥欧阳思仲。吴安诗，字传正，与苏轼一生交好。元佑八年（1093年）苏轼去定州戍边，传正赠送易水供堂墨一丸。几年之后，感念此事，老苏乃取李氏澄心堂纸，杭州程奕鼠须笔，传正所赠易水供堂墨，写下了《洞庭春色赋》和《中山松醪赋》。两篇赋文长达六百八十多字，为手卷形式，每字如白玉枇杷大小，用笔如绵裹铁，劲健而不失厚重，气脉流畅，为苏轼晚期书法的代表作品，也是苏轼传世墨迹中字数最多的一幅。
苏东坡不善饮，但乐于小酌。他尝言，“予饮酒终日，不过五合，天下之能饮，无在予下者。”酒量有限，但就好这口，两篇赋文都与酒有关。与“洞庭春色”相比，松节黍麦酿造的“中山松醪”口感微微有点苦，但这酒力道不小，别有风味，因此老苏叹它“幽姿之独高”.此篇虽然写饮酒，但和他的老师欧阳修一样，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欧阳醉于山水，老苏则以松树之遇寄身世之慨叹。妙质如松却不得其用，与其“死斤斧于鸿毛”或“效区区之寸明”,还不如制成美酒佳酿。酒后的苏轼似乎产生一种幻觉，飘飘欲仙，御风而行，遨游于山川，独步乎云天，连嵇康、阮籍，甚至八仙都望尘莫及。苏轼挥笔潇洒，文辞浩荡，醒来再读，自比屈原《离骚》，因有《远游》之慨叹。
苏轼特别珍视这篇文章，吴传正曾见过苏轼所作《洞庭春色赋》，十分喜爱，想求一份墨宝收藏。苏轼自言：知道你喜欢，这次的《中山松醪赋》是你没有见过的，但不减前作，就连同《洞庭春色赋》一并抄写一份给你吧。对朋友慷慨是苏轼一贯作风，除了赠给吴传正，还给陈季常、钱济明、程正辅等人书写过《中山松醪赋》，其中有的被刊刻于石，流传后世。
后人评价这两幅书法的时候，说有郁屈瑰丽之气，这应该是从文章内容生发出来的。已近花甲之年的东坡，无论是写字还是为人处事，都少了一些棱角，多了一分圆融。和贬谪黄州相比，去定州则是厌恶朝堂的自我放逐，苏轼已经做好了再无还朝之日的心理准备。但没有想到的是，他于定州也是过客，接下来还将远游，这可能是一条彻底的不归路，对于苏轼来说，他必须坚定地走下去。许多年后，诗人海子写了一首诗，他说，“永远是这样，风后面是风，天空上面是天空，道路前面还是道路！”苏轼的生命力还在，前面就必然有路等着去走，诗人的内心和精神世界必须独立，他不会在命运面前屈服，离开定州前往岭南的苏轼，仍然真力弥满地向前走去。在二赋的字里行间，仿佛看到一个强大的身影，他凌虚蹈步，步履悠然，宛若老仙，或许此时，他才真正地感受到了人生的大自由，也因此没有恐怖了。
《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历来被人宝藏，卷后的题跋历经宋元明清，不乏文徵明、董其昌等人的品评，文物流传有序。到了清代进入内务府，乾隆皇帝难免要盖上他的大印，大清亡国，溥仪将其带到东北。抗战胜利后，此宝消失四十余年，1982年突然出现在吉林市的一幢简易楼房里，由一位中学历史老师所藏。书法家张瑞田曾在吉林生活，他描述了那片居民区，一排排平房，院子里堆放着木材、煤炭，晾晒衣服的线绳上麻雀站成一排，偶尔蹦跳几下，不远处是工厂的大烟囱。这幅生活图景，是上世纪80年代东北特有的，谁能想到这里会藏有国宝呢？苏轼曾说，万人如海一身藏，这可能是这件国宝最孤独的四十年。苏轼也曾有过孤独的时光，无论是黄州、惠州还是儋州，他最孤独的时候，都是那些普通人给予了他光和热，他也万分感激，记下了这些人的名字。对于没有名字的人，他也会给他们取一个，比如海南岛的那个“春梦婆”,这本是一个给田间劳动者送饭的老太婆，听见苏轼唱歌，便回了一句，“内翰昔日富贵，一场春梦耳！”世事一场大梦，人间几度春秋，历史老师对苏轼真迹的守护，也得益于普通人对苏轼的热爱。后来他将苏轼手卷捐赠给了国家。时光漫隐，墨色依然，所有的欢乐与痛苦、豁达与长情、激越与婉转都奇迹般地复活在纸面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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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田阳羡吾将老，从来只为溪山好。来往一虚舟，聊随物外游。有书仍懒着，水调歌归去。筋力不辞诗，要须风雨时。
苏轼写这首《菩萨蛮》的时候，已近五旬，在古代，就算进入老年人的序列了。在经历了乌台诗案和贬谪黄州之后，苏轼那颗动荡的心需要寻找一种现实的安稳，没有比拥有一处自己的房子更让人安心的了。他说自己钟情阳羡的山水，要在这里养老了。阳羡原有一处山，当地人管它叫独山，苏轼做杭州通判期间曾到这里出差，见独山，觉得和自己家乡的山水相似，发出了“此山似蜀”的感叹。从此，山曰蜀山，现在的宜兴丁蜀镇，便是因丁山和蜀山而得名。
《楚颂帖》中有“逝将归老，殆是前缘”,所谓“前缘”,还要追溯一段往事。
苏轼在宜兴置地建房，源于他的朋友蒋之奇。蒋之奇，宜兴人，字颖叔，与苏轼同为嘉佑二年（1057年）进士。当时苏、蒋都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意气风发，仁宗皇帝设摆琼林宴，宴会上两人私聊，定下鸡黍之约，也就是老年之后，一同到阳羡居住。
苏轼与蒋之奇除了同学之外，还有另外一层关系。蒋之奇的叔父蒋堂曾做过眉州通判、益州太守等职务，主政蜀地多年，苏轼的伯父苏涣也因乡试出众被他赏识。后来苏涣高中进士，特别感谢蒋堂的知遇之恩。苏涣是苏家第一个走上仕途的人，给苏轼做出了榜样，对苏轼影响极大。苏轼和蒋之奇相逢之后，聊起这些前辈的往事，更能增进二人的友谊和信任度，所以，蒋之奇在描绘了一番阳羡风土人情之后，想在阳羡养老的想法，便如一粒种子埋在了苏轼的心中。
元丰七年（1084年）三月，朝廷重新启用苏东坡，要他赴任汝州团练副使，苏轼辞别了他生活四年零三个月的黄州，一路走得很慢，“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别了黄州，苏轼顺长江东去，他并没有走一条通往汝州的近路，而是兜了一个大圈子。他先往筠州去看望弟弟苏辙，到九江游览庐山，在西林寺题壁作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诗的文采几近白话，是阅尽人世沧桑的老人发表了一通极有道理的人生感悟。此后，他顺江而行，经池州，到芜湖，奔向金陵，谒见王荆公。金陵是王安石归隐之地，昔日风光无限的宰相如今已经是垂垂老者，骑着毛驴来迎接苏轼，这让苏轼感慨万千。曾经的政治分歧，也因为二人都在方外而不再成为交往的芥蒂，或许看到这个大人物昔日披荆斩棘，如今也归于平常，强化了苏轼彻底归隐的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