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就是这样。我的朋友张岳，他把因为多重巧合同时发生的小概率事件，视为冥冥中的意旨，视为天赐的姻缘，视为命运的注定，无论现实如何难以为继，他依然愿意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
因为他当年求来的毕竟是上上签。
三、
父亲即将六十岁的时候，我的两位姐姐就与我商量，想瞒着父亲操办一场庆贺六十大寿的宴席。平时大家各忙各的，除了逢年过节难得一聚，因此对于操办这场寿宴，我自然是同意的。父亲生日当天，我和姐姐们三家人齐聚父母的小院，让父母一时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
那日甚是热闹。许久不见的孩子们玩了一些我们小时候也曾玩过的游戏，更多的他们的游戏，我们则从未见过。人世有代谢，看见他们，才觉得我们的确都已成年，而“六十大寿”也在提醒我们，父母已在不知不觉间滑入了老年序列。
吃饱喝足之后，父亲与我们坐着聊天。他看了看在院中玩耍的孩子们，又看了看我们，突然感慨了一句：“还没觉得怎么着呢，就六十一了。”我们一愣，问他这个“六十一”是怎么算出来的。一旁的母亲搭话说，我祖父在给父亲上户口时少报了一岁，而父亲没有向我们说过，因此我们是不知道的。母亲还说，他们那代人的出生日期多是用农历计算的，而我们则是用公历计算，因此这一天，其实也并不是我父亲的生日。
两个姐姐后来多次与我说起这件事。“真遗憾啊，一个人只有一次六十大寿，我们却把好好的一场寿宴搞砸了。”她们总觉得为父亲操办的六十大寿不完美，为了弥补缺憾，她们甚至商定，等父亲七十大寿时，一定要掐准时间好好再办上一次。父亲也说起过这件事，但观点与我的两位姐姐截然相反。他说：“也没有什么呀，你们能回家看看，比什么都强，何必在乎到底是六十还是六十一呢？”
我不知道自己更倾向哪一方的观点，但我想，他们对于整数似乎太过迷恋和依赖了吧。
有时候觉得，我们丈量自己和世界的标尺很可笑。我们总是迷信整数，似乎整数自身就拥有着某种力量和魔力。我们的思维模式存在着荒谬的成分，喜欢用十、百、千、万这样的整数来支配生活，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衬托出仪式感，才更能获得意义，而那些排列于整数之间的数字，对我们而言只是一种零散而模糊的存在，是整数们的陪衬，不足以担当大任。譬如我们常说的“代际”，通常是以二十年为单位，对于区分整个人类族群而言，这自然有其合理性，但用这样的代际标尺去衡量每一个不同的家庭，则显得太过死板和荒谬。就比如我们家，我父亲比我大二十九岁，我三十二岁那年迎来了犬子，我们家的代际，多么不符合整数要求啊。
事实上，可能因为贪图方便，我们才使用了整数规则，而当我们将这种规则抬升到“仪式感”“重要意义”以及“行为准则”的高度时，我们便被自己的预设拘束了。无论干什么都企图在整数的框架里寻找价值，似乎“十”就是正义的化身、公平的代表，而与之相近的“九”或者“十一”，都不配拥有这种魔力。我们仿佛已经忘记，那人为赋予意义的整数，其实原本也是数列里一个个普通的数字。
安妮·埃尔诺在她的《悠悠岁月》里写到了2000年即将到来时——二十世纪在我们身后借助一些总结来结束，一切都被编目、分类、评估，包括所有的发现、文学、艺术作品、战争、意识形态，似乎必须带着空白的记忆进入二十一世纪。一个庄严与谴责的时代，凸显在我们面前，并且抹掉了我们自己的记忆，抹掉了这种从未属于我们的完整性……
她还写到了2000年来临以后——除了焰火和一种通常的都市欣快症之外，再没有任何值得记载的东西。我们很失望……第三个千年就从这里开始了……没有任何改变，只是用数字2代替1这件事，每每使人在支票下面落署日期时出现失误。
很多人，包括我在内，都是2000年的亲历者。可是你看啊，对我们来说这么大的一个整数，这么一个曾被我们寄予厚望的年份，在它来临之后，生活似乎的确并未发生显着的变化。2000年，也不过只是普通的一年，与1999年和2001年一样普通。说到底，是我们自己赋予了它本不该承受或享有的诸多意义和希望，这些意义和希望也只不过是另一些美好的枷锁罢了。
四、
这些美好的枷锁告诉我，“我活着”并不只是我活着，而是需要“我”这样或那样地活着。也就是说，可能你本不重要，但是他们需要用一个“重要”的名分来俘虏你、驱使你、奴役你，以类似“黄袍加身”的隆重，为你披枷戴锁。
堂吉诃德对他的仆从桑丘说：“这个世界的舞台也是如此，有人扮演皇帝，有人扮演主教……各有各的角色。但是到了最后，等到生命结束之际，死亡，剥掉了区别他们身份的衣服，所有的人在坟墓中，都是平等的。”
是啊，所有的人在坟墓中都是平等的。或许只有在那一时刻，所有那些看似美好的枷锁才会被打破。如纯粹的婴孩，我们终于回归于清净，清净到还未曾被这世间的秩序所打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