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和延波去一中吃酸浆面，半坡上的一家苍蝇面馆。
我告诉他，我外婆曾经住在一中。每一次我回来看她，她都会做很多我爱吃的菜，北方菜她基本不太会做了，只会做韭菜盒子。带馅烙熟的都叫盒子。五个鸡蛋加半勺盐打散翻炒，韭菜洗净切成小段，加两勺油锁水。她喜欢把面皮擀得厚一点，这样煎出来的外皮很酥脆。韭菜鸡蛋里她会加一勺盐和十三香，还有大连小虾皮，绝配。有时候，我回来和老同学频繁聚会，胡吃海喝加上睡眠不足，胃里翻江倒海什么也吃不了了。最后她只好做了一碗炸酱面，面里拌上萝卜丝和黄瓜丝，我就那样囫囵吞枣地吃了。
这些年，我有个很特殊的习惯——我回来看外婆或者奶奶时，总会先通个电话。挂电话前，就抓紧在屏幕上截了一张图。就是几十秒的通话记录。这是他们还在人世间的证据。说不上是残忍还是长情，衰老和死亡面前，既然无能为力，那就试着慢慢地告别他们，这是最朴素的意义。慢慢慢慢，提前哀悼这是最后一次通话。
那都是曾经的事。
“为什么是曾经？”延波好奇地问。
“因为房子卖了。”
我还记得那个分水岭事件。外婆88岁的那个冬天，学校决定将旧家属楼拆掉，因为它们年久失修，已经到了修修补补都无济于事的地步。当然，就连作为老字号的高中校园大门都将不复存在。那个冬天，学校用木板将家属院和校园严格地隔离开，也将她枯寂败落的晚年生活和喧嚣滚滚的前尘往事永远划出了分界线。
听母亲说，外婆已经有些阿尔兹海默症迹象了。我去看望她，临别时，她忽然拥抱了我。一种莫名其妙的离别感。在那个凝固的时间里，我用力记忆着她衣服上的药丸气味，明明无法接受，却又反反复复逼问自己，这会不会是最后一次见到外婆了？
拥抱完毕，她双手抚了抚我的脑袋，说了一句俄语。我问她什么意思，她似乎没有听清楚。临出门时，她忽然用大连话问我，你叫什么，你多大了，结婚了没有？
我一路大哭着回家。一夜无眠，后来又持续几天失眠。第一次吃下了褪黑素，第一次经历睁眼到天亮，哀乐随时都要奏响，一次次地说服自己接受，却又在接受后马上经历记忆的摧残。
后来我听说，外婆决定卖掉房子，带着养老金住进武汉的养老院，和母亲小姨团聚在一个城市。她不听任何人的劝说，很快卖掉了房子，只拿了一个旅行袋就离开了十堰。行李袋里也没有什么像样的东西，几件换洗的衣服，牙膏牙刷，一点护肤品。她生活了半个世纪的十堰城，就像房子的附属品，变成了化石。“房子已经卖掉了。你们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那么酷，又那么残酷。
时间未必是治愈一切的解药，也许是毒药。后来我们又去武汉的养老院探望她，她已经年过九十了，护工说，她已经混淆了季节，总是神情恍惚地在衣柜里翻动，把衣服全都拿出来，一件接着一件地套着，最后把自己穿成俄罗斯套娃。
我们把她接出来吃饭，她依旧被打扮得珠光宝气，黄金首饰和挂坠一样不少，衣服上没有污渍和破绽。但是，她已经不认识我们了。她在哭的时候，我们被逗得直笑。她在高兴地笑的时候，我又觉得眼眶红了。我们在一旁说话，她不作声，只是一颗一颗地剥开基围虾，认真地吃。她还记得她是海边长大的人。
我们没法再多说什么。其实我们的人生似乎发生了巨大的偏差。回不去从前的故乡，又无法定居在真正的故乡。感同身受从来就是一个伪命题。就像延波没有追问我，为什么吃酸浆面会吃出忧伤的味道，我也不会强迫他回答，那些年在城市间漂泊时，有没有感到绝望。
四、
社会福利院的大楼在汉口火车站的附近。悬浮在半空中的露台上，只能听见大马路轻微混沌的噪音，也许视野里全是林林总总的高楼大厦。
逐年老去的人，只能坐在椅子上看波澜壮阔的天空，好似海市蜃楼。不远处就是长江，也许可以看见更远的汉江，他们会艳羡吗？
我们不知道的是，折叠半开的窗户里，风是湿润的还是干爽的，遇见太阳的日子，能不能闻到夏天的汽水味。尽管距离火车站还有一段距离，但也许还能听到汽笛的声响。老人们有没有还想见面的人？
生命一站又一站的旅程，相互确认和告别，他们的面孔每天都在发生变化，身体越来越轻柔。在人山人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