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景到人，是诗歌的惯常写法。高适手法未脱窠臼，内容却令人耳目一新，写景的两句看似萧瑟，实则激昂，“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是此时此刻的冬景描写，落笔的“千里”与“北风”给人高远无尽之感。“黄云”与“雁雪”组成一幅苍凉无际的慷慨画面，乃至高适收不住笔锋，将自己要说的话不留余地地说了出来，“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这两句称得上豪气逼人。诗歌最忌讳的，是因冲动而流于嗓门。诗歌后两句嗓门不小，却瞬间唤起读者的激情。诗歌总有种神秘的力量令人难以揣测，就连高适自己也再未以这种破除常规的手法写诗。其实所谓常规，也就是鲜有人在突破之后，能瞬间到达表现的极致。能到极致的人，不仅要有与生俱来的性情，还要有非比寻常的信心。高适的信心就是，我相信我能将诗歌推到极致，也能把对你的明日信心推到极致。
董庭兰的明日究竟如何，史书未载，但有高适此诗，料也终生堪慰了。
我对你的想念至死不渝
——读元稹《闻乐天授江州司马》
残灯无焰影憧憧，
此夕闻君谪九江。
垂死病中惊坐起，
暗风吹雨入寒窗。
曹丕冷冷一句“文人相轻”传于当时后世，至今也时时应验。不过例外总会出现，譬如在元稹与白居易身上，不仅未有“相轻”之举，二人友谊，堪为至死不渝，就连元稹去世后的《墓志铭》也是白居易亲笔撰写。
二人相识于元和元年（806年）四月。是时，唐宪宗策试制举人，元稹在登第十八人中对策第一，白居易第四。诏令随即颁布，元稹为左拾遗，白居易为盩厔县尉、集贤校理。元稹该年二十八岁，白居易三十五岁，都值精力充沛的年龄。所谓“策试制举人”，即应试之人均为进士。元稹以两经擢第时才十五岁，白居易也早在贞元十四年（798年）中进士，授秘书省校书郎一职。此次同时就试，似是冥冥中安排二人开始延续终生的惺惺相惜。
元、白相同之处着实太多，都年少成名，都有匡时济世之心，元稹就不无豪迈地写过“达则济亿兆，穷亦济毫厘。济人无大小，誓不空济私”的激扬之句。在今天来看，白居易的诗才虽超越元稹，其用世之心却比不上元稹强烈。二人的共同野心是对新乐府运动的倡导，乃至“元和主盟，微之、乐天而已”。微之即元稹，乐天即白居易，可见二人当时影响，堪为海内瞩目。他们的诗歌理解和主张一致，手法也颇为一致，当时便有“元和体”之称。
在诗坛同为盟主时，二人的仕途也开始了颠簸。当元稹于元和四年（809年）三月以监察御史身份出使东川，原本该有的青云直上却因浙西观察使韩皋、河南尹房式草菅人命，被元稹劾奏。房式虽被判罪，元稹却也被诏令还京。路经敷水驿住下后，宦官仇士良（此见《新唐书》，《旧唐书》为刘士元）也夜至驿馆，要元稹让出正厅。元稹不肯，仇士良勃然大怒，挥鞭“击稹败面”。结果宰相不敢得罪宦官，反以“稹年少轻树威，失宪臣礼”为由，将其贬为江陵士曹参军，由此开始了长达十年的贬谪生涯。
仕途失意自是打击，对元稹来说，见不到白居易却更为痛苦。“朝朝宁不食，日日愿见君”成为他内心的最大心愿。翻开元稹诗集，他写给白居易的诗歌竟数不胜数，不论相处之时，还是分别之后。似乎除了白居易，再没有第二个占据元稹心扉之人。当白居易于元和十年（815年）因当时宰相武元衡遇刺而率先上疏，“请亟捕贼，刷朝廷耻”后，宰相“嫌其出位，不悦”，竟将白居易贬为州刺史。当中书舍人王涯又落井下石地称白居易“不宜治郡”后，朝廷又追贬其为江州司马。此时已再贬为通州司马的元稹得知消息后，抱病写下《闻乐天授江州司马》一诗。
诗歌首句“残灯无焰影憧憧”不仅反映了元稹的当时心境，也见出他得罪宦官后遭遇的凄凉境况。此时又得到“此夕闻君谪九江”的消息，对元稹来说，白居易受到的打击无异也落到自己身上，乃至“垂死病中惊坐起”。意思明显，当时元稹疾病缠身。所谓“垂死”，既是病重，也是对前途的无比绝望，因白居易落魄而“惊坐起”，足以说明元稹对白居易的牵挂到了何等地步。末句“暗风吹雨入寒窗”和首句一样，既是对当时气候的实写，也是内心痛苦的再一次流露。无需咀嚼也能体会，元稹该诗，字字都因友人遭遇而生出内心苦痛，千百年之下读来，也能体会元稹与白居易之间的肝胆相照。
白居易对元稹同样如此，其笔下“一生休戚与穷通，处处相随事事同”的坦白之句，已说明他与元稹真正达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步。最令人情难自已的是，当元稹去世九年后，年近古稀的白居易仍在某夜梦见元稹，醒来后写下《梦微之》一诗，其中“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堪为全唐诗中最彻骨伤怀的巅峰名句。撇开二人的政治遭遇，今天读这些诗，还真令人有羡慕之感。在或长或短的苦涩人生中，有一位真正的人间知己，该是多少人夫复何求的梦想与寄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