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唐书》作者为崔颢撰传时，只三言两语地写有“崔颢者，登进士第，有俊才，无士行，好蒱博饮酒。及游京师，娶妻择有貌者，稍不惬意，即去之，前后数四。累官司勋员外郎。天宝十三年卒”几句，无非交代崔颢中过进士，虽然有才，却是无德，平时喜欢赌钱喝酒，娶老婆只娶漂亮的，脾气一来，动不动就休妻，乃至前后娶了四个老婆，至于仕途，只混了个司勋员外郎的小官。另外，崔颢的幸运是死得及时，若哪怕再多活一年，便将遭遇天下动荡的“安史之乱”了。
传记短是其次，读后给人的主要感受是崔颢实为平凡之辈。好在，《唐才子传》多了一个关键句，“晚节忽变常体，风骨凛然，一窥塞垣，状极戎旅，奇造往往并驱江、鲍”。句中的“江、鲍”，即南朝时的江淹和鲍照。从闺情走向慷慨，可见崔颢诗风确是大变。这就说明，不论崔颢早期诗质量如何，其人生终究经历了羁旅天涯的四方漂泊。崔颢虽活在开元盛世，却不等于盛世会取消人对各种品尝的滋味，尤其对崔颢这样自负才高，却处处不得意的文人来说，内心总易被某种尖锐挫伤。譬如当他“一窥塞垣”时，“戎旅”造就的游子情怀便自觉不自觉地盈满胸腔。“戎旅”即军旅。大唐边塞诗繁盛，就因边关战事频仍，崔颢笔下的边塞诗不缺，但在王昌龄、高适、岑参等人的边塞诗覆盖下，几乎未有名篇，也恰恰是王昌龄等人对边塞军事和异于中原风光的过度关注，忽略了作为人的边塞军人，实则都有共同的游子身份。
崔颢的过人之处，就是抓住了自己的这一身份。所以，当他登临黄鹤楼时，虽已离开边关，却终究不是回到自己的汴州（今河南省开封市）故乡。经年累月的漂泊，终于使他在“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的面对中，将“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的游子情怀进行了一番彻底抒发。而且，此时的崔颢，已到“忽变常体，风骨凛然”的晚年，这就等于他将自己作为诗人的全部“俊才”进行了一次酣畅淋漓的集中书写。
今人总说写出佳作的写作者是因为“心到神到、意到笔到”，从崔颢该诗可以想象，当他历尽江南塞北的无尽艰辛，面对黄鹤楼外的苍凉薄暮时，毕生经历都在向他提出“乡关何处”的千古之问，当他只以代表时光流逝的江水作答时，就能体会崔颢内心的尖锐到了无可压抑的迸发时刻。这就是无数人所说的“诗歌时刻”。
崔颢流传至今的诗歌不到五十首，从明代杨慎一句“崔诗赋体多”可知，即便被时间淹没，其生前创作的五律七律也不会很多，但这样的“俊才”往往不能忽略，就像张若虚写《春江花月夜》一样，他们需要的只是一次“时来天地皆同力”的命运瞬间。为一首诗而生的诗人和为千百首诗而生的诗人在本质上并无不同，诗歌要求的，是诗人得永不磨损地保持最尖锐的内心感受，哪怕它会沉睡，但迟早会苏醒，迟早会赋予一次惊心动魄的爆发降临。
当性情与信心结合
——读高适《别董大》之一
千里黄云白日曛，
北风吹雁雪纷纷。
莫愁前路无知己，
天下谁人不识君？
“送别诗”是《全唐诗》中的重要一类。天地无穷，人世广阔，对心雄万里的奔前途之人来说，与亲友告别、与一个一个长亭短亭告别是人生常态。在高适之前，先有王勃名扬天下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问世，后有王维《送元二使安西》的有口皆碑，其中“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堪为难以超越的送别名句。
高适不惧前人，以这首气势雄浑的《别董大》，昂首进入“送别诗”的顶尖行列。
对后世及今的读者来说，即使《送元二使安西》百读不厌，也考据不出“元二”究是何人。无独有偶的是，杜甫于广德元年（763年）在梓州（今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也写过一首《送元二适江左》的诗，不知他们先后送别的“元二”是否同一人。高适这首不同，他的赠诗对象“董大”是当时盛名远播的音乐家董庭兰。以“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句哭悼李商隐的诗人崔珏也为其写过“七条弦上五音寒，此乐求知自古难。唯有河南房次律，始终怜得董庭兰”的七绝而传诵一时（房次律即房琯）。据说董庭兰抚琴时，“弄弦作响，木叶纷坠，冷风西来，薄寒中衣，蝶庵俯而思，仰而啸”，可见其技艺已到出神入化的境地。
再说高适。若只读其诗，或会想象他出自书香门第，但《旧唐书》清清楚楚地写有高适“少濩落，不事生业，家贫，客于梁、宋，以求丐自给”句。可见其早年竟以乞丐为生。当高适“年过五十，始留意诗什，数年之间，体格渐变，以气质自高，每吟一篇，已为好事者称诵”。当时宰相张九龄的三弟、宋州（今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刺史张九皋听说后“深奇之”，遂“荐举有道科”。可见高适写诗虽晚，却天赋过人，又因“气质自高”，在汴州封丘尉任上没干多久，“乃去位，客游河右”。奇人总会遇奇事，更何况当时是有才华就有用武之地的大唐盛世。在河西任节度使的哥舒翰见到高适后“异之”，上表举荐他为左骁卫兵曹，充翰府掌书记。
综合《旧唐书》中的“高适传”和“房琯传”可判断，高适这首诗应写于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年）初。其时“安史之乱”来到第三个年头。玄宗已在安禄山叛乱翌年六月奔蜀，太子李亨于七月在灵武（今宁夏北部）即位，改天宝十五年（756年）为至德元年。到八月才知自己已为太上皇的玄宗不得不遣银青光禄大夫房琯及左相韦见素、门下侍郎崔涣出使灵武，再至安化（今甘肃省庆阳市），册立肃宗。因房琯名重当时，久闻其名的肃宗待其甚厚。自负能平叛的房琯遂随肃宗从幸彭原郡（今庆阳市西峰区），渐掌大权。当时还有一事，在成都心有不甘的玄宗欲以诸王分镇，制衡肃宗。已为谏议大夫的高适切谏不可。当永王李璘于十二月反叛后，肃宗听闻高适论谏有素，遂诏令其来计议。高适当肃宗面分析完江东利害后，称永王必败。肃宗惊讶于高适的长策远图，擢其为御史大夫。至此，高适与房琯便在肃宗处一殿称臣了。
已为宰相的房琯只惯于高谈虚论。平时因喜听琴，不知不觉，府中琴师董庭兰渐成其宠信核心，乃至朝官欲见房琯，非经董庭兰同意不可。后者也竟然大肆收贿，终引得宪司直接劾奏董庭兰。虽谏议大夫张镐上疏称房琯究是宰相，“门客受赃，不宜见累”，肃宗终贬房琯为太子少师，转以张镐为相。
房琯失势，董庭兰自也无立足之地。或与高适素有往来，便与正欲率军南下平乱的高适告别。分手之际，高适写下两首《别董大》相赠。从诗中可见，高适对董庭兰无丝毫落井下石之心，相反，即便他对董庭兰受贿之举有所不屑，也敬重他琴艺无双，当下纸铺笔落，将诗人的性情与信心尽写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