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是家里的两扇木门上锁，我也丝毫不会慌乱。因为，我知道钥匙藏在哪。不是门头上缝隙的那个凹槽里，就是窗台上那盆绣球花的盆底，再或者是西房墙角小山一样堆积的脏衣服下面。
至于我妈和我爹谁最后一个出门，锁门，走出院子，是去邻家串门，去村里溜达，还是去地里干活，去斗山镇上采买生活用品，这些都不重要。还有，第一个从外面回来的是我还是我弟，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家人，都不用担心进不了家门。这是我们家的秘密，和外人不能说，万一遭贼惦记呢！虽说家里的陈设如清水白菜般肉眼可见，但日子能风平浪静，也是幸福。一如我妈挂在嘴上每天至少说十遍的“平安就好”，说的就是这回事。庄户人眼窝浅，因为家底就浅，根本经不起山崩海啸的考验，不遭遇啥大风大浪简直要感谢老天的恩泽。我稍微长大一些后，总觉得我妈格局小、目光浅。在一天中的某个时刻，我常常望着我家南面不远处高耸入云、毫无遮拦的斗山，心里一遍遍说：“等着瞧吧，我一定要翻山越岭走出去。”
隐藏起来的钥匙自带温度，打通着内和外的距离，也照见一家人有条不紊的生活。时隔多年，我却再也找不见那把钥匙了。它潜藏在岁月深处，无声无息，却又不停地敲打我、警醒我，示意它的存在。唉！即便有那么一把钥匙，又能怎样？已然没有那样一所房子原封不动地在老地方等我。我与房子的距离、与故乡的距离，那么近却又那么远。
有房子就有家吗？那所房子，可是那一对夫妻积攒半生的气力，用汗水和泪水和泥，用骨骼和毅力做椽和檩，搭建而成。
那个夜晚是镌刻在记忆里的一幅油画，色彩单纯、画风疏朗。次日，新房子的房顶上要苫一层保温材料，前期准备不足，于是，我的父母就着白花花的月光，在我们那并不宽阔的老院里，窸窸窣窣地忙活了一夜。中间，我一觉醒来，透过窄窄的长条窗玻璃望向外边，他们两个人跪在满地同样白花花的麻秆上，一个的手在麻秆间穿插绕绳子，一个接过绳头，在密密麻麻的麻秆里一圈一圈上下缠绕。他们身后，是走了两道麻花绳的铺展的麻秆垫，整整齐齐，像洁白的炕垫。他们嘴唇翕动，一个说，一个听；一个又说，另一个在听，边编边说。说什么，我听不见。妈和爹是铁打铜铸的，不瞌睡？目前的居所可能太让他们憋屈了，屋后那个邻居好像《恐龙特急克塞号》里的坏蛋，看见我们时眼里就像扎了刺，凌厉的眼神像要把我们生吞。我的父母没有孟母三迁的能力和见识，但他们分明沉浸于编织生命中一种宽敞和远大，仿佛从一个狭小之地搬离，就避开了生活的大部分困顿。秋虫唧唧，夜深露重。他们眼里的光比月光还亮，欢喜之情倾泻，布满小院的角角落落。大人的世界太复杂了，我想破脑袋也想不通一二。索性就不想了，合上眼皮，躺倒再睡。在半睡半醒之间，能感到洒在炕头的月光，同样抚慰着一旁香甜睡梦中的弟弟。那时的我们并不知道，那种动作和静谧并不永恒，一切的一切会淹没在时序的更迭中。我即便不望着雄浑的斗山发呆，不暗暗发誓，不翻过斗山走向未知的天地，那种秩序也会被打破，会湮没于后来不断产生的新的秩序。我是把那个月夜的魂魄留在故乡那个破落的旧院里了，一同留下的，还有那无垠的宝石蓝的星空带来的幻觉。父母盖起新房子之后的稠密时间里，照样一次次悄悄地给我们留下开门的钥匙。想起钥匙——那把仿佛一直被我紧攥在手里的钥匙，我还是不由得忆起，在获得新房子钥匙之前那个片段——
“这是你的外孙们吗？”来借农具的村民瞅着我们问。
“——嗯，是，是。”老姑迟疑了一下，说。其时，我和我弟一起坐在老姑堂屋地上堆积得很高的葵花籽上，望着两扇木门，望着猪叫羊咩的院子，支起耳朵听是否有街门打开的吱呀声。秋风起，不断有高高低低的风携着细碎的尘土席卷过来，破门而入，吹眯我们扑闪的眼睛。“来老姑家五天五夜了，妈怎么还不接我们回去？”小孩子也不白吃闲饭，老姑家到底种了多少亩葵花啊！真是烦人。我们得扬起细瘦的胳膊，抡起一条小柳棒，不停地敲打有如脸盆大、结满瓜子的葵花盘，让密密麻麻的黑瓜子一颗一颗跌下来，落在堆起的瓜子上。捶打葵花的时光一点也不美，那些脱离了茎秆和大地的葵花，蔫了吧唧，比梵·高油画里的向日葵差远了。老姑家没有多好的吃食款待我们，就是陈年的酸菜拌着捻碎的山药蛋，上面滴几滴菜籽油，黑乎乎的一坨，就是下饭菜。弟弟眼泪汪汪地看着我，一副吃泥的样子，我也没办法，不敢吭声。老姑一家大大小小六个人，和我们吃的一模一样。那时，我们斗山镇上大多数庄户人家的日子就是这般颜色和滋味，与吝啬、歧视、虐待无关。我家距离老姑家大概只有二里多路程，但对于两个分别才八九岁和五六岁的孩子来说，那距离算是遥远的。我们不在家的日子，我妈和我爹，再不用把钥匙藏在那几个秘密的地方了吧？心里那种铺天盖地的荒芜，以及对斗山脚下那一所有了年头的土坯房的了望与渴盼，竟然穿透岁月的风沙，一直蔓延，成了我如今反复的梦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