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陶渊明怎么也想不到，他情之所至写下的这段文字，竟然成了中国历代文人士大夫心中永远的梦。是的，每个文人士大夫的心中都住着一个桃花源，这个说法即便有点绝对，但也应该不会过分到哪里去。
作为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陶渊明享有“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美誉。若单从名号看，陶渊明心性淡泊、看破名利，但事实上他一生先后五次为官，其间两次觐见皇帝。十一年宦海生涯虽说不上有多么辉煌，却也足慰平生。年轻时的陶渊明“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陶渊明《杂诗》），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公元393年），二十九岁的陶渊明出任州祭酒，不久辞官。晋安帝隆安二年（公元398年），三十四岁的陶渊明进入桓玄幕府当参军，隆安四年初（公元400年）作为桓玄特使觐见皇帝，后因母亲去世辞官居家丁忧。晋安帝元兴三年（公元404年），此时桓玄已经篡位称帝一年，刘裕高举反对桓玄的大旗，四十岁的陶渊明毅然应召到刘裕府里做镇军参军，但不知何故，他不久就离开了刘裕。义熙元年（公元405年），陶渊明出任建威将军刘敬宣参军一职，期间作为特使远赴京都祝贺安帝复位，后刘敬宣辞职，他亦随之辞去职务。陶渊明最后一次出任彭泽令，由于《归去来兮辞》众所周知，不再赘述。陶渊明第二次与第三次出仕都是选择在东晋政局最动荡的时候，这充分说明了他素有鸿鹄之志，《五柳先生传》说他一生“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乃是大大的不实之词。
谈论陶渊明自然离不开隐居话题。说到隐居不能不提许由，相传尧帝要把君位让给他，他推辞不受，隐于箕山（今河南登封），尧帝又让他做九州长官，他到颍水边洗耳，以防这些浊言俗语玷污了他。也不能不提伯夷、叔齐，《史记·伯夷列传》记载：“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最终饿死在首阳山上。用今天世俗的眼光看，许由的为人显得矫情，而伯夷、叔齐则显得迂腐甚至愚蠢——且慢下结论，儒家认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故“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而儒家的看法又是中华民族的主流价值观，若照如此说，许由、伯夷、叔齐三人作为上古高逸之士受到万世景仰也就顺理成章了。
既然提到了许由、伯夷、叔齐，那还必须要提姜子牙一嘴。姜子牙听说西伯姬昌爱惜人才，不顾七十高龄千里迢迢奔赴西周，他隐居磻溪，一天到晚在渭水之滨用直钩钓鱼，一好心樵夫见状不忍欲授其钓鱼之法，子牙笑说：“老夫名虽垂钓，但意不在鱼。我宁在直中取，不向曲中求，不为锦鳞设，只钓王与侯。”姜子牙的苦心没有白费，他真的把西伯姬昌钓来了，后被武王拜为国师，在牧野之战中立下赫赫战功，被封为齐国之侯，算是实现了建功立业的夙愿。
明眼人能看出来，许由、伯夷、叔齐、姜子牙的隐居目的大异其趣，许由不因名而出，不因利而动，是真隐；伯夷、叔齐为保全名节而隐，也是真隐；姜子牙、诸葛亮隐居则是身在林泉、心怀魏阙，是假隐。真隐也好，假隐也罢，只要符合孟子所说的“可欲之谓善”，本质上并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实际上不管真隐还是假隐，严格意义上都是为了满足个人的某些心理欲望，说得再明白点，隐姓埋名可能最终还是为了显姓扬名，这个说法对许由、伯夷、叔齐三位名士实在大不敬了，但若站在现代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