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由、伯夷、叔齐是上古名士，他们的奇闻逸事直到今天还被人津津乐道，细想想其中颇具意味。如果我们把在庙堂上做官称为进，或者说入世；把在山野隐居称为退，或者说出世，那么我们会看到，中国历朝历代的文人士大夫始终在入世、出世之间艰难抉择，他们有时高歌猛进、纵横捭阖，以求高官厚禄、封妻荫子；有时以退为进，隐忍不发，韬光养晦，意图东山再起；有时原地踏步，和光同尘，明哲保身；有时退隐山野，耕读传家，读书继世；有时进退维谷，四面楚歌，自己身首异处还是好的，怕就怕满门抄斩、株连九族。关于进与退的问题，宋朝的范仲淹说得最透彻，“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从古到今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灿若群星，但还真没谁能把进退说得如此透彻。范仲淹是儒家代表性人物之一，若论思想境界，范仲淹可能比孔子还要略高一筹，因为在进与退的问题上，孔子的观点是“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而范仲淹则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故“进亦忧，退亦忧”。范仲淹一生光明磊落、知行合一，所作所为无愧“范文正公”称号，也担得起从祀于孔庙、从历代帝王庙的待遇。
虽说可进可退，但纵观中国历史，“学而优则仕”几乎是历代文人毕生的唯一追求，其中道理很简单，因为在封建社会要想出人头地，“学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几乎是唯一出路，于是多少文人皓首穷经、前赴后继，以血肉之躯打造了“路遥遥，水迢迢，功名尽在长安道”既壮观又辛酸的景象。这其中李白是典型代表，李白一生仙气飘飘、文才横溢，绣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以上诗句无不体现了李白蔑视权贵、粪土王侯的风采，但生活中的李白绝不像诗文里那般傲骨铮铮、超凡脱俗，正相反，李白一生都走在追求功名利禄的路上，“功名之念，至老不衰”（清赵翼语）。李白年轻时自负是“龙蟠凤逸”之士，奈何因家世原因不能参加科举，只好剑走偏锋走干谒自荐之路。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前后，李白干谒韩荆州长吏韩朝宗，写下千古名篇《李白与韩荆州书》，“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李白的自荐书写得才气冲天、壮志凌云，于不经意间把韩朝宗捧到了天上，也许是李白的狂妄自大吓到了这个官场老狐狸，害怕这个恃才傲物的后生日后给自己带来麻烦，更害怕这个后生后来居上超过自己，或者也可能是别的什么隐秘原因，反正李白的热脸贴上了冷屁股，韩朝宗最后没有推荐他。期间李白还拜见了其他权贵，均无功而返，李白急了，干脆直接向皇帝推荐自己，他先后向唐玄宗献上《明堂赋》《大猎赋》，亦无果而终。
现在必须要提终南山了。因成语“终南捷径”众所周知，关于“随驾隐士”卢藏用的事迹不再赘述。终南山离长安很近，唐玄宗亲妹玉真公主住在山中，且有成功先例可循，李白便学卢藏用隐居在终南山中。李白隐居终南山有诗为证，《山中问答》头两句“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头两句“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诗中所言“碧山”就是终南山。李白隐居期间广交达官贵人，绞尽脑汁造势，然而所有努力终究竹篮打水一场空；想拜见玉真公主，但玉真公主仙踪不定，让李白感叹“美人如花隔云端”（李白《长相思》）。好在李白在长安流连期间结识了卫尉张卿，便辗转通过他向玉真公主献《玉真仙人词》，末尾两句是“几时入少室，王母应相逢”。李白还因为机缘巧合结识了贺知章，贺对李雄奇瑰丽的诗歌十分震惊，称之为“谪仙人”，然而贺的褒奖没发挥作用，李白的梦想依然是镜花水月。机会到底还是来了，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由于玉真公主和贺知章的推荐，玄宗召李白入宫许以“供奉翰林”职位，至此李白走上了人生的高光时刻。诗《南陵别儿童入京》记录了李白离家前欣喜若狂的心情：“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然而李白究竟还是太天真了，他原本以为此去会青云直上，前途不可限量，不想关山难越，他磕磕绊绊走了一生，到死时依然没有摆脱“蓬蒿人”的身份，说来真是可悲可叹。
所谓“供奉翰林”并非官职，说好听点是御用文人，说不好听点和御用伶人差不多，不过写诗赋词于李白是雕虫小技，他在此期间写下了《宫中行乐词》《清平调》等着名诗词。李白的志向是“寰区大定，海县清一”（李白《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供奉翰林”根本不是他想要的生活，因此他内心特别苦闷，有时难免自暴自弃借酒浇愁，在《金门答苏秀才》一诗中，他用生花妙笔对苏秀才的住处极尽渲染，说明他已默默生出退隐之心，李隆基成全了他，天宝二年（公元743年），李白被赐金放还。离开京城后，李白流浪漂泊于江湖，五十七岁时因错投永王差点丧命，后被判罪流放夜郎（今贵州桐梓），上元三年（公元762年），李白在病榻上把手稿交给了李阳冰，赋《临终歌》后去世。李白年轻时作《大鹏赋》，豪气冲天；壮年时作《上李邕》，写大鹏“扶摇直上九万里”，慷慨激昂；老年时回忆当初自己大鹏展翅恨天低，不想一生东奔西走却壮志未酬，待到赋《临终歌》再提大鹏时已是心如死灰。哎，生之为人，有几人能活成他年轻时想活成的那个样子呢？果真时也命也？每每读李白诗文时我都不胜唏嘘，几欲怆然泪下。
纵观李白跌宕起伏的一生，我们会看到，入世与出世终郁结在他的心头，当然毫无疑问前者占据了主要位置。李白的心结既是中国文人的心结，也是中国文人的宿命。相当多的中国文人因为读书多且能写两笔，就以为具备了经天纬地之才，想实现安邦定国之志，殊不知在封建社会的官场上行走需要强硬后台，需要挖门盗洞钻营，需要精通厚黑之术，需要忍常人所不能忍，而文人们又总体清高孤傲不擅权变之术，如此在官场上被撞得头破血流也就不足为奇了。“百无一用是书生”，李白如此，杜甫和孟浩然也是如此。杜甫首次考试落第，再考因“野无遗贤”依然落第，他自认不是池中之物，便绞尽脑汁走干谒之路，“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杜甫《奉赠韦左丞相二十二韵》），均告无果，后因献《三大礼赋》获皇帝赏识，天宝十四载（755年），被授予河西尉（正九品下），这样一个小官，杜甫不愿“凄凉为折腰”（杜甫《官定后戏赠》），朝廷于是将他改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杜甫知道后哭不得笑不得，但他此时已抛妻弃子客居长安十年，为生计不得不违心接受了这个芝麻绿豆大点的小官；是年十一月，杜甫回奉先（今陕西省蒲城县）省亲，刚进家门就听到哭泣声，原来是小儿子饿死了，他心如刀绞，奋笔疾书，写下着名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内有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和杜甫一样，孟浩然年轻时即漫游长江流域，干谒公卿名流，以求进身之机，到底未果；三次参加科举考试，均告落第，“寂寂竟何待，朝朝空自归”（孟浩然《留别王维》）。没有办法只得打道回老家，幸亏孟浩然抽身得早，他离京后寄情于田园之中，放浪于山水之间，虽然活得郁郁不得志，到底不像杜甫那样饥寒交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