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十七年前，我买过一副金耳环，造型很简单，普通圆形耳环而已。独特之处在于圆形上套有两颗小滚珠，滚珠中间各嵌有一个五角星吊坠。简单大方又不失俏皮，我很喜欢。
于是在侄儿大婚之日，我戴上了这副金耳环，盛装出席。头一天下了场大雪，雪厚三寸，虽然为喜宴造成一些不便，却又添了一份情趣。在一片洁白世界里喜气洋洋地、热气腾腾地办婚宴，显得更加喜气。我跟着人们看热闹吃席，疯了一天。下午气温骤降，我从相距一里来地的大哥家返回母亲家。六岁的女儿眼尖，指着我的耳朵说：“妈妈，你耳环上的星星不见了。”我跑到镜子前一看，果然一只耳环上的吊坠不在了。于是咋呼一声：“我的耳环丢了！”家人大部分不以为意：这么大的地方，无从找起；这么厚的雪，无法找起；这么冷的天，不愿找起。丢就丢了吧。于是我只好悻悻作罢。
二姐夫从大哥家回来了，听说了这件事，走到跟前仔细看了看我的耳环，转身向门外走去。并没有说什么。
我和家人忙活着招呼来访的亲戚们，把这事忘了。大约一个小时后，二姐夫回来了。刚进大门就笑盈盈地大声对我说：“马志兰，我给你把耳环找到了。”我很惊讶：“这么厚的雪，你在哪里找到的呀？”“我一边向大哥家走，一边勾着腰在路上寻，在离大哥家二百多米的地方找到了。在雪里面呢，被乱人的脚踩得差点看不出来了。”我一向不善言表，无法对姐夫说出内心的感激和感受，只能简单地说：“姐夫，你太费心了，这么小小的一点东西你能找到太不容易了。”
忘了说了，那个星形吊坠，大小如扁豆。
二姐夫年少时家境贫寒受了不少罪。长大后为了改变处境，一人独自远出打工，又受过不少罪。和二姐成家以后，他看到我们家上学的、上班的，父亲又在人前说得起话，对我们一家人很看重。在外人面前常常以我们为傲。
我丢耳环那年，姐夫先于姐姐进城谋生，家还未安顿下来，一个人住在打工的地方。在那一段短暂的日子里，我常常把他叫到家里来吃饭。他有些许惶恐，觉得照顾他给我增加了不少麻烦。这次在一里长的村路上、在漫天雪地里、在寒冬冷意中，他为我寻找扁豆大的吊坠，是为了对等的付出。他有感激，也有尊严。
但是他忘了，他和二姐曾经为我做过多少事情。从初中起，我就无数次被喊进他开的饭馆改善生活。小小年纪的我，被他奉若上宾。他是姐夫，更似兄长，早和我们一家人成了至亲的人。他是如此善良，付出了不求回报，得到了竭力偿还。
十七年前的事情，今天忽然想起来，心里万分难过。算一算，二姐夫去世已经十五年了。
他肝癌晚期，发现时已无法医治。离世时，只有四十六岁。
2、
当年两地分居的时候，调动工作成了比登天还难的事情。我们两个都是普通阶层，没有认识的人可以帮忙。有一段时间，家事堆积，心力交瘁。病急乱投医，一个邻居在院子里和爱人聊天，听闻我们的情况后说：“我可以给你们帮忙看看。”说话时颇为志得意满。于是我们觉得他一定认识什么达官显贵。很感激地再三称谢，并拜托他尽力周旋：只要能解决两地分居的问题，事情我们知道咋办，让他放心。
邻居是个没有固定职业的人，以做生意为主，生意人。由于自家事情分身乏术，我们也从来没有心思去细究人家具体是干什么的。在小区院子里碰上了，听他聊几句，也不固定在哪一方面，有生意就做。自言人脉广泛。
有一天晚上八点多，爱人给我打来电话说，邻居约人在外面吃饭，谈的就是给我办调动的事，喊他过来结个账。爱人很踌躇到底要不要去。询问我的意见，我不想让他去。一是已经到了晚上八点，要约饭给我办事情应该提前联系安排的，到酒菜正酣之时才打电话，不合常理；二是我十分肯定地怀疑他谈的并不是我的事，他想吃冤大头。
爱人的想法和我一样，也不想去了。过了十几分钟，爱人又来电话，声言他已经在路上，决定去结账。原因是邻居言之凿凿：“你的事情我已经谈得差不多了，人家答应了。你快过来看看。”可是爱人过去后，被邻居挡在了饭店大厅。他的意思是事情他一手操办就行，我们不必介入，免得让办事的人不方便。爱人是个脸皮薄的人，明知道事有蹊跷，还是拉不下脸，况且还抱有期望，于是给了烟酒，结了饭钱，花了几千块钱，回去了。
你如果要问后来的话，事情正如大家所想的一样：当然是无疾而终。过了不久，邻居在新的领域开拓了业务，做起了新项目；过了很久，我的事情毫无进展，而家事越积越多，儿女要拉扯，老人要照顾，挣的工资很大一部分花在了路途的奔波上。我们两个快要坚持不下去了。
走投无路，我决定剑走偏锋。于是辗转打听到父母官的电话号码，冒昧地写了一条言辞恳切的信息，发了过去。纯属死马当作活马医，并不抱有希望。然而事情总是峰回路转，我们遇到的是心系平民的好人，主动打电话了解我们的情况。还说两地分居的问题很普遍，对有关系的人来说，三两个月就解决了；对像我这样的人来说，五六年解决不了是常事。他正在思考要不要研究出台政策，想办法解决更多人的问题。这个电话到如今，依然让我感怀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