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有言：“穷不失义，达不离道。”意思是，人穷困时不失去仁义，显达时不背离道德。作为一个有德性的人，无论如何应该守住自己的高尚志趣和纯洁心灵，守住为人处世的道德底线。
北宋初期的政治家、思想家石介，年轻时囊中羞涩，十分节俭。有人欣赏他，送给他很多食物，他摇头说：“早食膏粱，暮厌粗粝，那是有钱人的吃法。”谢绝了他人的好意。他把全部精力放在研究学问上，经过苦读，终见成效，后来他担任国子监直讲，跟随他的人很多，他享有非常高的声誉。一次，一个朋友想请石介写一副对联，还没开口，便有人阻止说：“石介不会答应的，年轻时都不善于做这种事情，如今声望剧增、官位又高，怎么会答应呢？”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听到友人的要求，石介毫不犹豫地答应了。面对众人的疑惑，石介解释说：“若为小钱，便是琐事；若为友情，则为大事。我虽然已身居高位，但不可以丢掉朋友间的恩义。”
战国时的杨朱在魏国做大官，回畏垒山拜访老师，扬扬得意，夸夸其谈，前呼后拥的。老师下山接他，叹息道：“原以为你可教诲，今始知你不可教诲。”杨朱问为什么，老师说：“你神态傲慢，目光骄矜，谁愿与你共处？”杨朱羞愧难当。与人相处不在权钱，而在合道。权钱完结，友情终止。合道则是一种亲善，更有魅力。
左宗棠发迹后，回湖南老家看望老师，在拐角处停下轿子，换掉官服穿上便装，随从不解地问：“大人为什么要换便装呢？”左宗棠说：“我穿着一身官服，老师看到会有自卑感，就不会说心里话和讲真话。”果然，当左宗棠出现在老师面前时，老师看到的是一个普通百姓形象，放松了很多，煮茶畅饮，讲了很多真话。直到老师去世，师生二人仍然保持着联系。
人与人关系是否和谐真诚，有时真的在距离，这个距离既有着装、言谈上的区别，又有思想、认识和行为上的差异。经过交流，即便是聪明人也会在距离上拉近许多。王安石退下来后，苏东坡去拜访，这一拜访两个人才发现他们之间有太多的东西要交流。他们重新认识了对方，相互对对方的才华和人品有了真正的了解。王安石慨叹说：“不知道从此几百年后，才会再出苏东坡这样的人才。”当然苏东坡也认为世上真正有才华的人是王安石。人与人的距离不光表现在对艺术的理解上，更多的还是表现在思想和交流上。通过交流王苏二人增进了友谊和理解，也消除了思想意识上原有的误会。司马光执政后，苏东坡多次提出对王安石改革要有合理的取舍，而不是全面否定。可以看出在当时“一边倒”的环境下，为王安石说话，实属不易。
讲交情，谈感情，最怕遇到两种人，一是薄情寡义的人，二是心术不正的人。薄情寡义的人，心中没有感情这回事儿；心术不正的人，则会利用你的情，达到自己的目的。无论谈感情，还是讲交情，都需要辨别出这个人是不是个厚道人。作为老师，曾国藩教给李鸿章的却是讲信用。为什么要讲这个大道理呢？李鸿章这个人太聪明，聪明的人容易机巧、权变，有利益就占，讲信用却是个笨功夫。实力不如人更要讲信用，不是你弱你更有理，而是弱者更要讲理。弱者不讲理，说假话，信用损失更大，很难翻身。
有很多人，“穷不失义”可以做到，“达不离道”很难做到。并不仅仅是钱多、官大，而是因为缺乏必要的诚信，在他的心里，诚信压根就没有建立起来。对朋友也只是一种朴素的理解，甚至与酒肉吃喝画上等号。一旦真的遇上危险，他跑得比谁都快。
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独善其身，就是一种道德、情感、诚信的修养。如果没有这样的修养，独善其身是不可能善起来的。因为任何一种善良都是一种约束和学习，不约束、不学习，从娘胎里带不过来。重要的是，学习容易相知难，知言尤难。所谓“知言”是指能够理解别人所说的话，同时也能明确地做出判断。《孟子》中讲：“听到不妥当的话，就知道对方是被私念所蒙蔽；听到放荡的话，就知道对方心里有邪念；听到邪僻的话，就知道对方行事有违反正道的地方；听到闪烁不定的话，就知道对方已经滞碍难行了。”换言之，拥有这种明确的判断力，就不会被那些无关痛痒的小事所愚弄，更不会动摇自己的信念。这就是所谓的道，包含着人的言行，有言有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