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童年，总使人有些向往。有许多印象、许多习惯，深深地刻在我们的人格和气质上，影响我们的一生。
先说到我的遗传：我的父亲是个海军将领，身体很好，我从不记得他在病榻上躺着过。我的祖父身体也很好，八十六岁无疾而终。我的母亲却很瘦弱，常常头痛，吐血。因此，我童年时代记忆所及的母亲，是个极温柔、极安静的女人，不是做活计，就是看书，她的生活非常恬淡。
我们的家，总是住近海军兵营，或海军学校。反过来说，因着母亲的病弱和家里的冷静，使得我整天跟在父亲身边，参加了他的种种工作与活动，得到了连一般男子都得不到的经验。为一切方便起见，我总是男装，常着军服。父母叫我“阿哥”，弟弟们称呼我“哥哥”，弄得后来我自己也忘乎所以了。
父亲办公的时候，常常有人带我出去，我的游踪所及，是旗台、炮台、海军码头、火药库、龙王庙。我的谈伴是修理枪炮的工人，看守火药库的残废兵士、水手、军官，他们和蔼而质朴，告诉我许多海上新奇、悲壮的故事；我有时也遇见农夫和渔人，谈些山中、海上的家常。那时，除了我的母亲和父亲同事的太太们之外，我几乎轻易见不到一个女性。
四岁以后，我开始认字，六七岁就和我的堂兄、表兄们同在家里读书。他们比我大了四五岁，仍旧是玩不到一处，我常常一个人走到山上、海边。那是极其熟识的环境，一草一石，一沙一沫，我都有无限的亲切。我常常独步在沙岸上，看潮来的时候，仿佛天地都飘浮了起来；潮退的时候，仿佛海岸和我都被吸卷了去。童稚的心，对着这亲切的“伟大”，常常感到怔忡。黄昏时，休息的军号吹起，四山回响，声音凄壮而悠长，那熟识的调子也使我莫名其妙地要落泪，我不觉得自己的“闷”，只觉得自己的“小”。
因着没有游伴，我很小就学习看书，得了个“好读书，不求甚解”的习惯。我的老师很爱我，常常教我背些诗句，我似懂似不懂的，有时很能欣赏。比如那句“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我独立山头的时候，就常常默诵它。
再大一点，学会了些精致的淘气，我的玩具已从铲子和沙桶，进步到蟋蟀罐和风筝。我收集美丽的小石子，在瓷缸里养着，我学作诗，写章回小说，但都不能终篇，因为我的兴趣仍在户外，低头伏案的时候很少。
父亲喜欢种花养狗，公余之暇，这是他唯一的消遣。因此，我从小就不怕动物，对花木更有普遍的爱好。母亲不喜欢狗，却爱花，夏夜我们常常在豆棚花架下，饮啤酒，喝汽水，乘凉。母亲很早就进去休息，父亲便带我到旗台上去看星星，他指点给我各个星座的名称和位置。他常常说：“在海上迷路的时候，看见星星就如同看见家人一样。”因此，我至今爱星星甚于爱月亮。
父亲又常常带我去参观军舰，指点给我军舰上的一切，我只觉得处处都是整齐、清洁、光亮、雪白，心里总有说不出的赞叹与羡慕。我也常得亲近父亲的许多好友，如萨镇冰先生、黄赞侯先生，他们都是极严肃又极慈蔼，生活是那样纪律、那样恬淡，他们也作诗，同父亲常常唱和，是当时文人所称为的“裘带歌壶，翩翩儒将”。我当时的理想，是想学父亲，学父亲的这些好友。
这种生活一直连续到了十一岁，此后我们回到故乡福州。童年的印象和事实，遗留在我的性格上的，第一是我对人生态度的严肃，我喜欢整齐、纪律、清洁的生活，我怕看怕听放诞、散漫、松懈的一切。
第二是我喜欢空阔高远的环境，我不怕寂寞，不怕静独，我愿意常将自己消失在空旷辽阔之中。因此一到野外，我就如同回到了故乡。我不喜城居，怕应酬，也没有城市的嗜好。
第三是我不喜欢穿鲜艳颜色的衣服，我喜欢的是黑色、蓝色、灰色、白色。有时，母亲也勉强我穿一两次稍为鲜艳的衣服，我总觉得很忸怩，很不自然，穿上立刻就要脱去。关于这一点，我觉得完全是习惯的关系，其实在美好的品位之下，少女爱好天然，是应该打扮的。
第四是我喜欢爽快、坦白、自然的交往。我很难勉强自己做些不愿意做的事，见些不愿意见的人，吃些不愿意吃的饭。母亲常说，这是任性的一种，不能成为伟大的人格。
第五是我一生对军人普遍的尊敬，军人在我心中是高尚、勇敢、纪律的结晶。关于军队的一切，我也都感兴趣。
说到童年，我常常感谢我的好父母，他们养成我一种恬淡、“返乎自然”的习惯，他们给我一个快乐清洁的环境，在任何环境里，我都能自足，知足。我尊敬生命，珍爱生命，我对人类没有怨恨，我觉得许多缺憾是可以改进的，只要人们有决心，肯努力。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生命是一张白纸，它的本质无所谓痛苦，也无所谓快乐。我们的人生观都是由环境形成的，相信人生是向上的人，自己有了勇气，别人也因而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