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读的小学是昆明师范附小。聂耳，是我的校友。我的班主任叫李崇贞，教语文。李老师，长圆脸，短发齐颈，拢在耳后，那个年头的女性都是这样，我母亲也是这种发式。母亲在大学任教，穿列宁装，自有职业妇女的派头。李老师时常穿中式斜襟女装，像个利索的家庭妇女，但她那严峻的目光告诉人，她是一位教师。
20世纪90年代，我回乡探亲，小学同学邀我去看李老师。我们一伙人冲上凤翥街昆师宿舍那熟悉的老楼，拥挤在李老师幽暗的屋子里，欢快的心情，就像回到了小时候。
同学们让我和几位有“业绩”的学生坐在靠近老师的一个长沙发上，记得有宝石专家，有政府官员。大家认为，李老师一定会以我们为荣。可是我们错了。李老师只是朝我们点一下头，接过礼物和我送给她的书，顺手放在了茶几上。她转而用关切的语调，一一询问起那些自命凡庸的同学，现在哪里，身体怎样，甚至细到工资晋级、儿女转学。她还问起一些久未露面的同学，记得他们的病况和困境。
我们几个“优秀分子”一时被冷落了，都后悔坐在这孤立的位子上。我慨叹道：“李老师是一点没变啊！”在我们心中，涌动着对她深沉的敬爱。
李老师的这些作风，我早就习惯了。
上学时，她让我早自习领读。可她进教室时从来不搭理我，而是亲切地询问那些迟到的，或是没交作业的同学。我从来没有过受宠的感觉。
上课了，老师提问，我总是第一个举手，举得高高的，可是李老师不叫我——她从来不第一个叫我。等她把同学叫了一圈，回答都零零落落的，才说：“张曼菱，你回答吧。”我那股想出风头的心劲已经凉了，站起来，从容地把答案说出来，自感也没什么得意的。
她对我从不表示赞赏，她的态度是：你这样是你应该的，你本来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李老师是在我们进入五六年级的关键学年来当班主任的。开始我实在不适应。别的老师都喜欢带着几个成绩和才能突出的学生在校园里溜达，可李老师从来不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让我这自幼就“出头露面”惯了的孩子很是不爽。
我开始琢磨，她为什么不满意我？于是上课不再积极举手。可是不行，她严峻的目光盯了过来，我只得老实地举手，然而依然轮不到我先回答。可我不能松懈，松懈只会让老师更加不满意我。在她的训练下，我变得“宠辱不惊”,该怎样就怎样，老师不特别关注你，但绝不是不关注你。你就是同学中的一员，不重要，但也不可少。
写到这里，我的眼中已经含着热泪。
年过七旬，我感恩李老师，是她纠正了我人性和人格的偏差。恃才自傲是我的大敌。在人生的道路上，如何定位自己，是我永远要面对的问题。幸运的是，我的问题，早在小学时就被一位睿智的老师看出来了。她反复地让我自悟。她相信我的悟性。直到今天，我还在反省，还在为回归到那个自己应该在的位置而思考和努力。
李老师显然知道那时候我内心的优越感，我看不起“差生”.我们这些院校子女都这样，也不跟他们一起玩。
班上有个魏同学，留级生，个头大，坐后排，每天迟到，上课还打呼噜，就别提回答问题了。不要说我这样的“尖子生”目中无他，一般同学都视他为“异类”“害群之马”.
李老师让我们组织了一次课外活动，到郊外去野炊。魏同学被老师叫上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