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杂志社工作那些年认识老韩的。
老韩是山西人，个儿不高，敦实，一脸的胡子，一双眼睛瞪大了，像两个铃铛。他天生爱笑，说话之前总会先咧开嘴岔子，哈哈两声，然后才伸出一双大手，见了亲人似的拉住你，一个劲儿地往凳子上拽。
他是好性格，但命运不济。
他原来在当地县城的一家工厂当工人，后来厂子倒闭了，他就领着儿子来了东北。他媳妇身体不好，常年卧床吃药。老韩没了工作，她上了一股急火，病情加重，撒手走了。留下一个儿子，十七岁，技校毕业，也不好就业。老韩抽上一支烟，寻思来寻思去，把烟蒂一丢，说了一句：“人挪活，树挪死。与其坐以待毙，不如铤而走险。”
实际上也算不得走险。
儿子学的是白案，面食做得有点儿模样。他呢，会熬卤，从老娘那儿传下来的地道做法，正宗的山西味道。
他和儿子商量，儿子也正想离开伤心之地，爷俩就卖掉了家里的房子，收拾行囊，一路北上来到长春。
老年间，长春有河北大院、山东大院、山西大院，老韩的爷爷就在山西大院“扛交行”，回老家后，张口闭口“新京”“新京”的。老韩小时候就听，后来知道所谓“新京”就是长春。伪满洲国的国都，一定比别的地方繁华。加之爷爷的那些讲述，他认定长春这个地方好活人，干点儿小买卖准行。这个先入为主的印象打下，选择来长春也似乎成了必然。
就一夜火车，出山海关，过沈阳，在长春落了脚。
过去的山西大院在乐亭街一带，离火车站不远，他们爷俩一路打听，拖拖拽拽地找到这里。山西大院早没了，旧址上只留下爷爷常说的三棵大榆树。榆树被保留下来了，还用花坛子砌上。百年老榆，密密匝匝，站在树下仰头，根本看不到天，一群麻雀从树枝上飞离，叽叽喳喳地搅乱了视线。
老韩租了房子，每天和儿子在这一带跑，跑来跑去，扩大了范围。最后在北安路和清明街交汇处的胡同里，开了这家刀削面馆。筒子房，六张桌，他在前边招呼，儿子在后厨削面，叮叮咣咣地把买卖支上。
每天老韩起得都早，把炉子捅开，待火旺起来，一大锅卤子上，香味泛起时，儿子也就来了。年轻，觉大，老韩心疼儿子，总让他多睡一会儿。儿子也算立事早，知道父亲忙活着生计，多半为了他，所以也不偷懒，至于其他少年容易染上的恶习，在他这里一概没有。
父子两个干净得就像两袋白面。
我的单位距老韩的店不远，非常偶然的机会，我寻到这里。所谓酒香不怕巷子深，也是从胡同口过，嗅到了这股浓郁的生活气息。那时我正在做《农村青年，你们在想什么？》的专题，去外五县的德惠、九台采访回来，一头扎入这家店，来一碗面，浇重卤，大蒜就白酒，唏哩呼噜地犒赏自己。
见我不吃醋，老韩凑过来，几次提醒我放醋好吃。
听他的口音，我来了兴趣，拉着他聊起来。我说，我去过山西，从阳泉入境，一路过平遥，过文水，过侯马，从平津口过黄河，一路向陕西而去。我说我在平遥城门口吃面，一人吃了三碗，吃到第四碗的时候，卖面的大姐说什么也不卖我了，怕我吃不了浪费。我夸她的面好吃，她高兴得像见了久别的亲人，待我走时，说什么也不肯收我的钱，硬生生追出二里地，把十块钱塞回我的口袋里。
我说：“那怎么行呢？要不，我给你唱个歌儿吧。”
我就给她唱了一段《人说山西好风光》。
她高兴得直拍巴掌。
大概是听到了家乡的事，老韩激动了。他问我：“你还会唱啥？”
我说：“我会唱晋剧。”
他连忙招呼儿子，一边对我说：“你唱两句，你唱两句。”
因为喝了酒，我也不客气，张口就唱：“头戴上翡翠双凤齐，身穿上绫罗锦绣衣。我公爹今日里寿诞期，众哥嫂拜寿就都去齐。”
“老八本”里的《打金枝》。
还是个反串。
老韩也拍巴掌，眼泪都笑出来了。
临了，他说什么也不收我的钱，和平遥那位大姐一样，把钱塞我兜里，用手捂着，把我送出了胡同口。
他说：“你夸俺们山西了，你夸俺们山西了。”
知道了他的身世，我决定给他儿子做个访谈。在县城，也算半拉农村吧？在这样的区域生活，他们对未来、对现状，关于生命，关于理想，又有些什么话想说呢？由这个访谈我们还聊了许多题外话，我对老韩父子又多了一份了解。
写稿的时候，我说——“小韩如今和父亲在长春开了一家正宗的山西刀削面馆。”
就这一句话，老韩读着稿子，沉吟半天。
我以为他对稿子有什么意见，就催促着他“有话直说”。
老韩不好意思地看看我，嘴唇张了几张。
“别客气，有不对的地方，你说。”我拍了拍他的胳膊。
老韩指着“正宗”两个字说：“这里能不能改一下？”
“怎么改？”
“把‘正宗两个字去掉。”
我很诧异。
老韩说：“我们用的面是内蒙的，不是山西老家的。”
“这有什么区别吗？”
“区别大了。”老韩说，“我们山西的麦子……”
他说出了一大堆道理。
我和老韩父子成了朋友。我在他们的面馆吃了七八年的面。后来我去北京“住寨”，他们回老家山西太原发展，我们渐渐失去了联系。但是，老韩的面孔、声音，一直在我的脑海里，每每在街上遇到“刀削面”几个字，就会想起他。
当然还有他的儿子小韩。
他们真的就像麦子一样简朴、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