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着五一路顺坡而下，路不是很直，两侧一些高楼大厦层层叠叠，错落成一片遮挡视线的墙壁。
路走得颠颠簸簸，虽九月未至，太阳正午当头，凉意还是透出来。
云被吹得很远，天一下子就不那么热了，似乎在偌大的天地间，忽地只剩下街上这几个人。那风又晃晃悠悠地吹，风急天高，秋意就来了。这都是小贺跟我说的，她每天中午都这么骑着车子去公司。每天回家，她就和我讲外面的事。
到了公司，人人低头面对着电脑。小贺不知该说些什么，只有闷头坐进自己的隔间，开始今天的工作。
忽然，置在供桌上的关二爷像手里拿着的刀掉了。所有人不动声色地望向那里，小贺正拿着一块抹布擦着那像。红褐色、短柄的刀，掉在供桌上，余音还未绝。其他人都不作声，小贺愣在原地，像是清澈的河水中不知缘由停止游动的小鱼。过了半分钟，詹子哥从自己的格子间里走出来，他说：“小贺你回去工作吧，我来收拾。”那声音悠悠远远的。其他人又不动声色地低下头继续工作。詹子哥先把那木刀拾起来，仔仔细细小小心心地插回关公手里，又从供桌下面抽出来三根线香，拿打火机点上，对着像拜了三拜，插到香炉里。那香散出缕缕青烟来，办公室里的男同事又都吆喝着要去抽烟，于是热闹着、簇拥着走出去。
我问，除了这个就没别的新鲜事了吗？小贺微微一笑，摸摸我的手，说，没了，不然你还想听什么？那把关公刀你不知道，可沉了。我叹口气，是啊，我真想看看。她不再接话，从她的沉默里我读出了愧疚。变成盲人以后，小贺对于失明，反倒比我更敏感。
一年前，因为一场意外的事故，我永远地失去了视力，那时我和小贺刚刚成婚，我本想不拖累她，但她不愿离婚。这个瘦小年轻的女孩心里有着一丝幻想，或许有一天我就会好起来。
但日子一天天过去，我视力一点儿好转的迹象都没有，反而更加依赖她了，对于离婚的事我也再没提过。
第二天还是雨，即使办公室的灯全打开，仍暗暗的。
詹子哥招呼大家听音乐，这个月的方案也做的差不多了，白总这几天不在，我们就放纵点儿。大家很听詹子哥的话，都附和地说可以。詹子哥的音响设备是自己买的，音色柔和沉稳。他放的是首老歌，男同事们觉得曲子太老，几个人跑到詹子哥电脑跟前，自己动手选起来。詹子哥只是温和地笑着，任他们选。
音乐像是色彩，把黯淡的办公室氛围都点亮了。大家的心都热起来，话多了起来，相邻的几个同事开始聊起天来。人声起起伏伏，被雨浇凉的空气也暖起来。
小贺不说了，停下来，我能感觉到，在黑暗中她微微低下了自己的头。每当她感到难为情的时候就会这样。
我把手伸向小贺，想摸摸她的脸。她一下子站起了身。这屋子里好暗、好闷，我给你放首歌听听吧。说罢，就走开了。
雨就这样阴阴绵绵地连着下了半个月，到九月出头的时候才停下。小贺不在家的时候，我就把耳朵贴在窗户上，听雨打玻璃的声音。
没过几天，小贺和我说詹子哥要辞职了，东西都搬得差不多了。她和我说的时候，我不知怎的突然问了她一句，你会难受吗？她没回答，黑暗里长久的沉默让人心悸。
小贺说，他每次一来，同事们就问，詹子哥就慢慢回一句，“就要回老家去了，再把工作交接一下就走了。”同事们就停下来点根烟再多聊几句，因为都知道，詹子哥老家远得很，以后再见一面很难了。
男同事调侃：“秋天的别离，格外让人伤心哪！”
小贺讲到这儿，微微斜一下脑袋，又陷入沉默。我也一时哑了，不知说什么。我感觉有泪在她眼睛里翻起来，我在黑暗里想象她那汪水茵茵的眸子。
从那天起，小贺比平时出门更早了。
我竖起耳朵听窗外的声音，风声越来越大，九月就快走到下旬。天气像是回光返照一样又热了几度，随即就大大方方地凉下去。
詹子哥现在不来公司了，他的东西都搬光了。小贺也不再早去了。
办公室里再不放音乐，连聊天的热络也被深秋浇凉了。我从小贺的声音里听到一丝凉意。
再后来，小贺说，办公室来了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老板把他安排在詹子哥坐过的位置上，他看见那套音响，问是谁的，同事给他一个电话，让他打过去问问怎么处理。
大学生很礼貌，道着谢走出去打电话。那声音清清脆脆，惊着了鸦默雀静的办公室。
过一会儿，他走进来，一边把音响从电脑上拆下来，一边说：“小贺是哪位呢？詹主任说，把这套音响给您放过去。”
我双手紧握住椅子的两个扶手，身子挺立起来，不小心把腿磕在了茶几上。我尽量让自己显得冷静，但还是透露出了慌张。我这副样子估计看起来丑得要命，实际上我的腿也是疼得要命。
小贺把温热的手覆在我的手上，在黑暗里她靠近我，近到我闻见了她身上淡淡的香味。她说：“大家都扭头看我，我从工位上站起来，对他说，‘你帮我扔了吧，我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