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也向哥哥提起改名字，哥哥回绝得很委婉，但母亲还是听出意思来了，骂他良心被狗吃了，白白培养他到大学毕业，连改个名字都不愿帮忙。母亲多少有点重男轻女，对哥哥的培养格外重视，期望值也甚高。那时节，在小县城大学本科毕业生凤毛麟角，可哥哥有些自由散漫，在仕途上黯然无光，退休时也仅是个主任科员。面对母亲的骂，哥哥没丁点脾气。他笑着开导说，证件上的名字不过是个符号，自己认什么名字就是什么名字，他人叫什么名字就是什么名字。母亲居然被哥哥说通了，望着李姨说，从现在起，你不要叫我许老师，要叫我许阿鹊。李姨红了脸说，我怎么好意思叫呢，这不行。哥哥慌忙向李姨递眼色，说要么叫阿鹊姐吧，这个亲切。母亲一锤定音，就叫阿鹊姐吧，我们前世就是好姐妹，以姐妹相称最恰当。李姨笑着说，好好好，阿鹊姐，就叫阿鹊姐。母亲进而说，以后有人来找我，就说这里没有许荟琼，只有许阿鹊。我今年八十四了，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不久许阿鹊要去见她爸妈了。哥哥说，别乱说，老妈会长命百岁的。
哥哥是在清明节上坟时的小车里说的，他说起探望母亲的情景。祖父母的坟墓清明头天哥哥去祭拜了，我和大姐没去。我们响应政府号召，清明扫墓尽量小规模。清明节这天，我们是去祭拜父亲的坟墓，车上也就我们三姊妹，哥哥开车，我和大姐坐后座。
哥哥转述母亲的“七十三、八十四”，我顿生不祥之感。父亲朱家祝是七十三岁去世的，去世前他也说过“七十三、八十四”。世上总会时不时发生凑巧的事，我担心“七十三、八十四”这个凑巧事要在我家发生。
在我的印记里，父亲长相斯文，性情沉静，在家里没多少话语权。小时候，我喜欢扒在阳台的水泥栏杆上目送父亲上班、盼望父亲下班，他身穿青色或灰色布扣对襟衫，头戴黑色鸭舌帽，肩挎黄帆布书袋，面无表情地在担水巷走出去、走进来。父亲发现我时，抬脸无声地笑笑，有时还举手挥几下，十分慈祥。去世前那些年，父亲也有些异常，从不养花的他在阳台养了曼陀罗等几盆花草，而且把花草搬来搬去，常挪地儿。性情也变得有些暴躁，母亲看他把花盆搬来搬去便说了几句，父亲就摔了一只碗，有些石破天惊。母亲白了一眼说，疯了！父亲说，没有疯！要是再搭一半句便起火了，幸好母亲默然走开了。父亲临终前说，他一辈子只留下书房里那些书，阳台上那几盆花草。那几盆花草不值一提，不知他什么意思。父亲去世后，按照母亲的意思，主卧的摆设保持原状，设了张长条香案供桌，墙壁上挂着父亲遗像。书房里的书，哥哥挑去些，我也搬了一些，留下的仍不少。阳台上曼陀罗等花草，母亲说她花草过敏，便都除掉了，在花盆里种上葱、大蒜和芫荽。
父母的坟茔在兆田乡许家村，小车到了兆田乡政府所在地左拐，再驶三公里多机耕路就到。许家村是母亲的娘家，母亲是村子里走出来的美女、文化人，墓地是乡亲白送的。墓地在未到许家村的机耕路后面，双穴墓，三爿石门三圈石块两条压石格局，形同浙南山区家用的竹交椅，结结实实坐在山坡上。当年母亲要做坟，父亲却说过几年再说，母亲便擅自动工了。父亲整日微蹙眉头，一言不发。坟墓建成次年，这般规模的坟墓政府就不让建了，防止青山白化。母亲说你瞧瞧，要不是我当机立断，就做不成了。父亲依旧一言不发。哥哥私下里说，也许老爸表面上推迟做坟，实际上是不愿在许家村做坟。大姐哼了一声说，还也许呢，那是铁定的，老爸想把坟做在朱山。朱山是父亲的老家，哥哥也希望父母的坟墓做在朱山，同祖父母的坟茔相近，清明节拜坟就不用两头跑了。我们这带清明上坟，以男方为主，祖父母的坟年年都得祭拜，外祖父母的则不必，要是父祖的坟墓做在一起确实方便很多。
小车在机耕路边停下来，大地充满生机活力，气息扑面而来。抬脸望上去，父母的坟墓掩映于青松翠柏之中，蓬勃的荆棘纠结着芒萁，几乎覆盖了通往墓地的五六十米石阶。哥哥手握草刀劈开荆棘、芒萁，我背着锄头，大姐提着塑料袋跟在后头。塑料袋里装有香烛纸和“金元宝”，金元宝是大姐备办的，由上好的金箔纸折成，状若马蹄。相比于母亲，大姐与父亲相投些，也亲近一些。父亲不抽烟不喝酒，看了一肚子的书，清汤寡水地过了一辈子，没用去多少钱。大姐似乎要给阴间的父亲补偿似的，每年清明都要叠很多金元宝，烧在父亲坟头。
一些芒萁侵入墓园，哥哥刈除了芒萁、杂草，便扒墓地俩角淤积的泥沙，我和大姐在一旁打帮手。坟墓清理干净后，哥哥拿手机拍山景儿，我在三圈石块两条压石上压坟头纸，大姐在三爿门前的坟地点香烛，烧纸钱和金元宝。大姐很虔诚，点上香烛后，合掌拜三拜，再拿石子在左穴墓前画个圆圈，然后在圈内焚烧，不让孤魂野鬼抢走。按照逝者黄纸、生者红纸的规矩，我在左穴墓压好黄纸、右穴墓压好红纸，大姐才烧了一半的纸钱和金元宝。大姐身材瘦长，蹲下去烧纸很吃力，我走过去说，让我来烧吧。大姐起身说，不要急，纸钱一张一张烧，金元宝一个一个来，要不然就不敬了。
也许清明思生死，返回的车上哥哥又提起母亲说的“七十三、八十四”，显得忧心忡忡。对于母亲，老年痴呆症就那样了，一般不会骤然恶化危及生命，危及生命的是她的心脏病。按照她的病情，务必坚持吃药，天天服用。服用的是阿司匹林和他汀之类，每月去医院开一次。可是，母亲常常不肯吃药，有时李姨伺候她服用，她都很抗拒。有一次，竟把李姨手上的水杯打地上去。哥哥说，老妈的心脏病是个不定时炸弹，何时爆炸皆有可能，我们姊妹要有心理准备。
清明后某天下午，我戴上医用防护口罩，去医院拿回药送过去。
我开门进去有股香火味扑面而来，主卧室灰沉沉的木门关着，我抬眼望了眼门上的气窗，感觉窗内烛光摇曳。李姨在书房兼卧室里串珠，串珠是她的副业，一个月可以挣好几百。李姨起身轻声说，头脑还清楚着呢，一早就叫我点香烛。她接过药袋子去说，药丸浪费了不少，有时在嘴里衔会儿就吐掉了。
次卧的门半掩着，飘进铁杆防盗窗的阳光，被衣架、椅腿子切碎成凌乱的图案，落在床前浅青色水泥地上。二十来天没见母亲了，看上去状态有些不好，眼窝似乎凹陷了许多。我想起手机故事里的老太，她提出改名之后没多久就去世了，心里一阵发慌。
母亲望着我说，你怎么想起我啦，一年半载没来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