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说的“房虫子”，并不是生物学中所指的某种昆虫，而是指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既能够方便群众，但又不完全符合计划经济的一个特定群体。它由一群靠倒腾房子盈利的人群组成，有专业的，也有利用业余时间干着玩儿的非专业户。在那个年代，换房市场可以说是天津的一景儿，非常火爆。但大多数想换房的人，又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跑，一对一的“搭咯”又很难碰到合适的房源，这就给“房虫子”留出了足够的空间。
70年代初期，宝明的父母响应国家号召，去了大三线支援国家建设，家里只留下他和弟弟。1976年，即将毕业的宝明，为了把留城的指标让给小他两岁的弟弟，便在学校积极报了名，准备和同学们一起去黑龙江建设兵团。说来也巧，就在去兵团的前一周，宝明帮门口邻居小孩够挂在树上断了线的风筝，一不小心，从树杈上掉了下来，腿摔成了骨折。出发那天，他腿上打着石膏、拄着拐，弟弟帮他拎着行李来到学校。带队的领导一看他这情景，脑袋摇成拨浪鼓说：“我们到建设兵团是‘备战备荒为人民，怎么能够带个伤兵？伤筋动骨一百天，你这种状态，你还是留在家里养病吧。”宝明不死心，又找到了校长，校长看到他瘸着腿拄着拐，也犯了难：“你积极参加国家建设和接受国防锻炼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但目前就你这身体状况，还是真去不得。黑龙江冬天那么冷，又那么艰苦，你带着伤去，一是不好恢复，二是万一再冻出毛病，落了残疾，那麻烦可就大啦！我们学校可负不起那责任，更没法向你的父母交代。”宝明听了校长的话，心里拔凉拔凉的，傻傻地愣在原地，一脸无奈。校长望着宝明失落的样子，用手推了推脸上的眼镜，拍拍他的肩头安慰道：“这样吧，你们这届学生已经毕业了，学校先把你的关系转到街道，下一步再说。”宝明实在没了辙，只好郁闷地离开了学校。他拄着拐，走在回家的路上，心里面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滋味，说不出是失落、无助还是孤独，就犹如那只“惹祸”的断了线的风筝。他从来没有想到过，正是这一天的决定，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刚开始的时候，宝明和弟弟住在父母留下的一间13平方米的铁路宿舍小屋里。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宝明和父母商量决定让弟弟参加高考。宝明怕一层楼只有一个公共厨房和厕所的筒子楼太乱，影响弟弟的高考复习，便让弟弟去了住房条件好的奶奶家，奶奶是退休教师。而自己则留在自家的小屋里，一个人自由自在地过着小日子，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时间长了，父母留下的那点积蓄也就花完了。他现在是成年人了，开口再找父母要，有点不好意思。于是就开始变卖家里的东西，先是拆了屋里的阁楼，把拆下来的木板、三角铁卖了，够他吃上几个月的。花完，接着又把梧桐柜、大衣柜卖了，又对付了一阵子。到最后，屋里只剩下了一张床铺、一个折叠桌和一把椅子，家里要是来个人，就得上炕。好心的李姨，既是街道主任，又是邻居，是看着宝明长大的。见腿已经好了的宝明，整天在街上逛来晃去的也不是个事儿，就参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病退政策，把他安排到了街办的一个小集体五金配件厂工作，一个月十五块钱，这下可把宝明高兴坏了，再也用不着靠变卖东西过日子了。他开心地来到工厂，厂里的人不多，就那么四五十号人。大多是五十岁上下的伯伯、婶子，再有就是几个残疾人，年轻的就他一个。时间长了，他觉得成天和一帮老人在一起，连个说话聊天的同龄人都没有，实在没意思。结果，没干几个月，他就谎称自己的腿疾复发了，出来进去装成一瘸一拐的样子。李姨见他这个样子，也没了办法，只好同意他暂时办理了病休，每月发给他七块钱的生活补助。宝明还算有点儿良知，想自己老大不小的，总闲逛也不是事儿，更对不住李姨的好心，觉得自己应该找点事儿干。没想到一不留神，他还真找到了门道，而且干出了名堂，成为人们羡慕的“房虫子”一族。
最初，宝明帮人换房只是无心之举，纯属偶然。邻居刘伯住的是筒子楼“死里外”的两间屋。刘伯的老儿子结婚后，便住在了刘伯老两口的里间屋。时间不长，婆媳就因锅碗瓢盆的一些琐事闹起意见，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关系是越闹越僵。这一天，婆媳俩人又闹起来了，婆婆摔锅，儿媳妇砸盆，动静大得实在让住在隔壁的宝明忍受不了。心浮气躁的宝明，只得起身跑去刘伯家劝架。只听婆婆嫌媳妇懒，在家啥也不干；媳妇则说婆婆趁小两口不在时，偷偷翻他们屋的东西。双方吵着吵着就都提出不愿在一起住了，闹着要换房搬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