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起他在毕业典礼上对我们的叮嘱。他说无论如何，我们都是他的学生，升学的也好辍学的也罢，有想法是好的，能帮的他一定帮，但路还得自己走。那时的我搂着徐阳的肩膀嘻嘻哈哈的，根本不理解刘老师在说什么。倒是徐阳一直在盯着他，表情格外严肃，像是都听懂了。他在经历陈强的“怪事”后，似乎一夜长大。
陈强被带走后，“珍爱家庭，远离传销”的宣讲就成了村里大喇叭的每日功课。宣传栏和黑板报也焕然一新，大抵是一些普及科学常识与思想意识的图文，通俗易懂又朗朗上口。不过小学门前的一张黑板报却与众不同，它上面没有字，就是一幅画。画的是一个长着四只脚的盘形物件，一个人还拿着一个遥控器在操控它。一时之间，孩子们都被它深深吸引，纷纷问画的是什么，是谁画的。
我也很想知道画的是什么，是谁画的。在一个被阳光洗劫的午后，画的主人终于现身。他一米七几的个子，不胖不瘦，挺拔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黑边眼镜，和白净的皮肤形成鲜明的对比。他正在和孩子们玩遥控飞机。这物件是近几年村子里才有的新鲜事物，可想而知是由外出打工的父亲们带回来的，我们小时候完全没有。他们玩得乐此不疲。孩子们争先恐后地喊着他徐阳哥哥，问他画的是什么，他便答“不明飞行物”。他们又问他能不能亲自试试飞机，他又笑呵呵地一个个教。
我忽然发现眼前的这一幕和我们以前围着陈强的情景极其相似。这也是我第一次如此认真地凝视徐阳。这么看来，徐阳文质彬彬，待人和善，完全就是个单纯善良的大男孩。他还努力认真，刻苦好学，从初中到高中一直都是人们眼中的乖孩子，高考更是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重点大学，成了全村老少的骄傲，是我这种吊儿郎当的有个大学上就不错的人无法比拟的。曾几何时，我一度以为我们之间的芥蒂已经化解，他心中耿耿于怀的事也因为陈强的被抓而烟消云散。但我错了，有些事对于有些人来说早已经根深蒂固，想刨都刨不动。更重要的是，陈强被抓就是他报的警。
那是我们即将步入大学校园的前几天，在刘老师的坟前我遇到了他。彼时夕阳已经落山，晚霞泼瀑，把半天都染成了血红色。他似一条逼落太阳的黑色幽灵，从那血红中缓缓走来，害得我忍不住打了个哆嗦。
你没少来吧？他冲刘老师的坟头鞠了个躬，对我说。
我默默地看着他，不想和他废话，直接开门见山说，何苦呢？为什么要报警？
何苦？他冷哼一声，转过身看着我，眼神像一把刀。他说，你以为就你捡到了他的册子？这没脑子的玩意竟然家家户户门口都放。那是什么，违法的呀！真不明白他当初出走的那股聪明劲儿哪儿去了。对，用红纸水和红糖水混在一块儿当血唬我，以为唬住我一时就能唬住我一辈子了？果然，干了愚蠢事。
他说这话时得意的不行，仿佛从头到尾都是他精心策划的一样。他又似有所指，即便我不问，也要来跟刘老师说道一番。最后他沉默了几秒钟，把目光重新投到刘老师的坟上，缓缓地说，这就是您帮出来的好学生！
我那时并不能理解他这句“这就是您帮出来的好学生”的用意。他和陈强就像两根原本不可能交叉的平行线，被无意扭到了一起。扭到一起后，他们还不是简单地穿插，而是如渔网一般缠绕复杂，左右勾连。直到后来，我才恍然大悟，那用红纸水混合红糖水冒充血的办法，极有可能是刘老师教的。那是不是他安排陈强在校门口装神弄鬼的呢？他又知不知道那天要来点炉子的原本是我而不是徐阳呢？我大惊失色。
陈强的父母还是那样。一个每天都能在街上看到，一个全年都待在家里。他们配合得天衣无缝，不管发生了什么事，哪怕村子都铺了柏油路，不少人家都盖了红砖房了，他们也无动于衷，这世界爱怎么变就怎么变，反正都跟他们没关系。总有人会忍不住问，说都过去五六年了，陈强早就该放出来了吧？咋也不回家呢？你们也不去找找他吗？每每这时，陈强父亲都会露出两排参差不齐的烟熏牙，笑呵呵地说，有啥好找的，大活人还能丢了不成，要回来他就回来了。
我的父母就不同了。母亲在家倒腾那点儿地，父亲常年累月在外打工。父亲仍然坚信打工是他改变家庭状况的一种出路。他的坚信并非毫无依据，尤其是在我踏进大学的那一刻得到了最好的印证。那是他多年以来，唯一一次在秋收之前回家，目的是送我去学校。当时他一回村，就兴奋得不得了，到处嚷嚷着我家孩子考上大学了，还摘了家里正好成熟的李子逐个邻居地送，把每年的礼尚往来变成了一种特别的炫耀。
他这炫耀把我弄得极其尴尬。那会儿我已经学会了喝酒，他也喜欢让我陪上几杯。喝得晕乎乎时，我实在忍不住了，问他是不是不知道徐阳考上了重点大学，我这一个三本生有什么好说道的。没想到他哈哈大笑，说他是他，你是你，各有各的命，有什么好比较的！
那一刻，我百感交集，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我这才意识到，我不再是当初的那个我，徐阳也不再是当初的那个他，所有人都不再是当初的那个人了。我灌了一杯酒，泪水簌簌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