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对于杨万里来说，在张口求人时，心理也很复杂。长子的妻兄求他向一位不认识的官员写信求荐，杨万里回信说：“陈漕无半面，不曾通书，亦不曾作幼舆托庇之书。彼此无情分，岂可干求，谈何容易！不惜取辱，但无益耳。”
根据制度规定，在五通举状中，顶头上司州府、监司长官的推荐信是必须要有的。在朝廷中，杨万里熟识的高官并不乏人。然而，年辈较浅的地方官员，杨万里则并不是都很熟悉。这些书信，表达多有不同。含蓄而间接的，表明杨万里对其人不甚熟识，或者说交情尚浅。比较直言不讳请求的，表明杨万里对该人相当熟悉，有一定交情，甚至是曾有恩于对方。请求对方，也属于寻求一种利益的回馈。
在杨万里的不懈斡旋之下，长子杨长孺终于在几年内连续升迁，脱离选海，踏上顺利的仕途。斡旋成功，还有扫尾工作要做。这就是必须向推荐者致谢。因为这并非一锤子买卖，杨万里还有其他儿子和亲友需要这些在任官僚的推荐。这样的书信不少，我们仅看其中的一封，《答周丞相贺长男改秩幼子中铨》：
长男难矣，初临壮县之万家；幼子斐然，偶试吏部而一得。民之多幸，揆厥所元。繄我公头章破白之恩，及平日口讲拾青之诲。率俾先人之门户，未荒数亩之蓬蒿。藏之中心，感焉至骨。
这一封是杨万里写给周必大的感谢信。关于这两个同乡间的关系，《宋史·杨万里传》提及这样一件事可以窥见：“万里为人刚而褊。孝宗始爱其才，以问周必大，必大无善言，由此不大用。”尽管据罗大经《鹤林玉露》记载，在杨万里晚年还乡后二人交往亲密，但于往事不可能毫无芥蒂。不过，杨万里为了自己儿子的前程，不得不硬着头皮求周必大写第一份推荐信来“破白”。在两个儿子分别因此而改官和中铨之后，还写信用了“感焉至骨”这样夸张的表达，表示刻骨铭心的感恩。
杨万里仅仅为长子一人，就写下了多达20封直接求情的书信。这是一个缩影，不仅仅是一件个案。连地位与名望相当高的杨万里都要低声下气地求人，甚至也有达不到目的失败之时，可见寻求举主之难。
朱熹在拒绝一个选人求荐的回信中写道：“朝廷设官求贤，故在上者不当以请托而荐人。士人当有礼义廉耻，故在下者不当自炫鬻而求荐。平生守此愚见，故为小官时，不敢求荐。后来叨冒刺举，亦不敢以举削应副人情，官吏亦不敢挟书求荐。其在闲居，非无亲旧。在官亦未尝敢为人作书求荐。唯老成淹滞实有才德之人，众谓当与致力者，乃以公论告之。”
杨万里在推荐朱熹时，就说过朱熹“性近于狷介”。然而即使是“性近于狷介”的朱熹，其实同杨万里一样，也会碍于人情来推荐一些人。朱熹信中的“其在闲居，非无亲旧”便已透露出这一事实。至于被他拒绝的人，大概是还未能进入他的“亲旧”圈子。
越走越窄的仕途将选人逼向奔竞之路。普通选人的官阙名额为宗室出身的选人所侵占，这便使得“员多阙少”的状况更为严重。
宋朝皇帝鉴于历史教训，对宗室入官，特别是成为高官加以限制，但这方面在北宋后期已经开始松动。到了南宋，为了维系正统，兴旺赵氏皇族，采取了更多的优待宗室的政策。不仅有赵汝愚那样的手握大权的高官出现，还有更多通过科举等途径成为低级官僚选人的宗室子弟。宗室入官，加之历来就有的恩荫入官，与进士出身的选人合流，使得选海更为拥挤。势家出身的选人浮在选海的上层，宗室出身的选人浮在选海的中层，普通无权无势无背景的选人则沉淀于选海的底层，难以跃出海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