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周恒转入超声速、高超声速流相关问题的研究，将关注的目光投向航天技术领域。他的团队的研究成果，不仅在力学界得到肯定，也同时得到航天部门的认可，其中一些成果已进入试用阶段，开始服务于实践。
记者问周恒，取得这样的突破，是不是很有成就感？清瘦的老人仍旧摆手：“力学恐怕要算是‘最老的科学了，要取得超越人类现有认知的突破那是太难了。我们只不过是取得了一点小小的进展，对国家能有一些用处而已。”
老院士在赶时间：小轮车与“散伙饭”
周恒家客厅的墙边靠着一辆小轮自行车。老人每天都骑着它去办公室。“去年生病住院之前，我都是上午步行上下班，下午骑车上下班。”如今，因为体力渐弱，一般只在上午去一次办公室。通勤工具也从双脚加“大轱辘自行车”，换成了这辆安全系数更高的小自行车。他查了手机，“以前步行一个来回大约走4500步，现在年纪大了、步子小了，一个来回大概得6000多步了。天气不好时，年轻同事们不放心我自己走路，会来家接我。平时我想着，让人接还不如骑这小车呢。”
在旁人看来，周恒是已过鲐背之年的“90后”老人。但在工作中，他的心气却还像个真正的“90后”。
“有时候，他会针对一个问题，给新来的博士生讲两个小时。为什么做这个研究，这个研究的重要性是什么，他都会细心解释。他有很强的物理直觉，思维也很敏锐，学生们都愿意和他讨论问题。”2017年加入周恒团队的天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青年教师陈杰说。
“周老师现在还在指导3个研究方向的团队。在办公室，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讨论科学问题，他会不停地思考，不停地探索新的问题，面对复杂的新课题，他愿意一点一点去学，一点一点弄清楚，他也很乐意向年轻人请教科研中的问题。”陈杰说。
陈杰记得，有天早上5点钟，周老师就在研究团队的微信群中讨论起科学问题来。他会不断地提出问题，探讨研究。“他的微信都是打字，会把研究问题说得很清楚，非常细致。”
去年周恒生病住院的时候，医院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不允许他见外人。但周恒挺执着，他跟医生说，有几个年轻同事得来和他探讨科研上的问题，这是“实际需要”。医生拗不过他，终于同意“每次探访只来一个人，最多待一小时”。陈杰说，他们去了，“周老师也不提自己生病的事，一个小时都用来讨论科学问题”。
周恒更是一个愿意破除自身局限的师长。“有老师说要站在自己的优势上创新，但是他说不行。某个研究方向没有价值了，他就会重新学习，因此他也转了很多研究方向。”陈杰说。
和年轻人讨论问题，周恒会不时流露出独属于他的“自黑式”幽默。陈杰还记得，有一次，周恒提了个问题，大家都答不出，他笑着引用电影中列宁的一句话说：“一个傻子提出的问题，三个聪明人都答不出来。”当然，面对不认同的事情，周恒也直言不讳。“他会批评解决不了问题的研究，比如说工程上没有实际作用，纯粹为了发文章的。”陈杰说。在周恒的影响下，团队不唯论文，不为拿奖，而是单纯地为了解决科学问题、单纯地做研究。
科研之外的周恒，是清简而可爱的老人。
“他每天自己做饭，生病之前的卫生都是自己打扫，什么事情都是自己做，很少去麻烦别人。90岁的时候，出差到绵阳，他的行李都是自己提，我要帮忙他也不让。”陈杰说。
周恒的生活很简单，陈杰开玩笑说认识周老师4年，他身上“同一件”衬衣也穿了4年。“洗得干干净净，穿得整整齐齐。”陈杰说，周老师的衣服都不是名牌货，吃的也十分简单。
在天津大学，周恒有两位老友，一位是建筑系教授、中科院院士彭一刚，另一位是精密仪器系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叶声华。这些年，三位老院士没事就相约“下馆子”，聚在一起聊聊天。
采访那天，一位探望周恒的晚辈，向记者展示了一张三位院士顽童般坐成一排吃冰激凌的照片。“肯定是彭老师发给你的吧？下次见面我要批评他！”周恒开起了玩笑，“刚开始，我们以天大为圆心，选择的聚餐点可能离校很远，慢慢地年纪更大了，选择餐馆的范围越缩越小。直到几个月前，我们仨就在离校最近的一个餐馆吃了一顿非常便宜的’散伙饭。”
说这句话时，周恒依旧风轻云淡，疾病和衰老，在他的言语里似乎都不足挂齿。但还是有人看出了一些微小的变化——
“这一年来，周老师改变了他规律的生活，起早贪黑地考虑科学问题。”陈杰觉得，老师“像是在赶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