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82年生的金智英》是韩国作家赵南柱的一部虚构文学作品，在1982年出生的韩国女性中，最常取的名字就是“金智英”。这个描述1982年生的女性如何在重男轻女的家庭中长大，又如何为了育儿离开职场，却受到轻视，失去自己的故事，在全亚洲乃至欧美引发了广泛讨论。
2019年，《82年生的金智英》中文版图书出版，成为当年的畅销书。当时，责任编辑任菲在正文最后一页空白处，留下一个邮箱地址，向读者征集来信。这是受日文版《82年生的金智英》出版方的启发，日文版曾采用类似形式，寻找“日本金智英”。
《82年生的金智英》刚被引进中国时，有一种说法是，中国女性的地位比韩国女性的高得多，其中一项重要指标是，中国女性就业率显着高于同处东亚文化圈的韩国和日本。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位列全球第55位，与大部分发达国家和大型经济体相比都处于高位。
但评判女性地位，并非只有经济收入这样一个简单的衡量标准。何况这可能意味着更多女性需要在家庭和事业之间寻求平衡。
二、
1982年，赵娜出生于河南农村，在郑州一家建筑设计院工作。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赵娜成了二孩妈妈，停薪留职在家。
她在家中排行老三，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一个弟弟，“从这种家庭结构来看，可以确定她生活在重男轻女的环境中”。从记事起，三姐妹就下地干农活，拔草、锄地、割小麦，母亲现在常说她们小时候乖，两三岁时就会自己照顾自己。“她说得高兴，我听得心酸。”村里没有生男孩儿的女人会抬不起头来。弟弟出生后，父母再苦再累也觉得生活充满希望。
赵娜在成长中的感受更多是被忽视。但她回忆起一件小事。上小学三年级时的一个大雨天，高高瘦瘦的父亲身披雨衣，突然出现在校门口。因为生计，父亲很少出现在家中，她从学前班起就自己上下学，那是父亲第一次来接她放学。那天父亲背着她，走在雨中泥泞的路上，平日里和她一起上下学的两个女孩，蹦蹦跳跳围在两边。村里的女孩大多境遇相似，同班的一个女生，家里是5个女儿。她从父亲的肩上向下看，觉得同伴们对她充满了羡慕。
在充满爱的家庭，这是很寻常的事。但那是上学以来，赵娜唯一一次感受到，“有爸爸的肩膀可以依靠，是很幸福的事”。她快40岁了，想到当时的画面依然会哭。
1998年出生的徐媛媛原以为男女的差别只在于头发的长短，直到16岁那年，爷爷去世，她才开始感受到自己和弟弟的不同。她写道，作为长孙女，她的白色丧服上，有一点点亮眼的红色。但邻居老姨给她套上缝制的粗糙丧服后，一边强硬地转过她的身子，一边鼻子一哼：“长孙女有什么用？还不是缺个把子！”
送葬时，举引魂幡的须是家族的长子长孙，因为她是女孩，改抱了二叔家的弟弟去。弟弟因为惊恐而哭花了脸，“小小年纪的他只觉得场面大得吓人，根本无法理解这也是一件‘荣耀的事”。
徐媛媛在信里写，有一次下大雨，她和家人湿漉漉地回到家。她帮奶奶换好干净衣服，给奶奶烫完脚后，奶奶突然声音洪亮地说：“让你弟弟也洗洗脚，你把他的袜子洗了。”奶奶说这句话像在聊“今天的雨好大”一样自然。
徐媛媛不悦地说：“他长大了，洗脚、洗袜子可以自己做。”奶奶微微叹了口气，说：“你要不给洗，那就我洗吧。”“他们的苦肉计用得十分到位，我立马觉得是自己太懒惰，让奶奶再起身去做就太不孝顺了，忙应承着说，我来我来，您躺着吧。”
在中国，《82年生的金智英》受到的一大诟病是，写得很像社会新闻大乱炖，欠缺文学性。作者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她是刻意将金智英塑造为一个女性的符号。“她既是个体的，又是集体的概念，我特意模糊了这个界限，就是希望有更多人在她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