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任菲发现寄来的信中，少有跌宕起伏的故事。他们大多是普通人，生活没有戏剧性，只不过是有一些“类似金智英”的经历，但这些细节组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网，像是在提示社会中女性可能遭遇的形形色色的陷阱。
金智英在公交车上遭遇过猥琐男。2007年出生的阿殿说，她以前听说过猥亵少女的事，但没想到12岁那年，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那天是青年节，她拿着书本，趴在图书馆二楼的窗边，看窗外一棵枝干舒展的大树。这时，一个男性将身体贴到她身后。阿殿猛地推开他，找机会悄悄告诉了图书管理员。报警之后，警察调取监控录像，因为“情节轻微”，男子被拘留了12天。阿殿说，这名男子有点儿胖，戴着眼镜，看上去憨厚老实。
让阿殿想不通的是，自己留着极短的头发，穿着黑色长袖卫衣和长裤，卫衣上面是阿童木卡通图案，“我不漂亮”，却依然成为猎物。
1994年出生的吴晓晓，海归，研究生毕业。毕业之后来到这家公司不到两个月，总裁叫她出去应酬，陪甲方吃饭。“个个都是年纪可以当我爸的中年大叔，强逼着我敬酒、喝酒，看你一口干掉后露出满意的笑容；当你拒绝时，他们紧皱眉头，露出难以置信的、不满意的神情。”
压垮她的一幕，是从洗手间出来碰到甲方领导。“哪一年的？”“1994年的。”“哦，我女儿比你大两岁，本科毕业好几年了。”他问完后，又继续回到包房，唱歌、喝酒。
“更可笑的是，后来在机缘巧合下，我认识了这个大叔的女儿。提到之前的那次酒局，她问我，从同事的角度来看，他人怎么样？我想了很久说，挺好。”吴晓晓写道。
阿雯在上海一家公司做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她庆幸国家为保护女职工出台了相当多的政策，但有些时候，她觉得政策在现实中成了一把双刃剑。几乎每次人力资源政策培训，她都会被无数次地提醒聘用女职工的潜在风险。
站在用人单位的角度，阿雯举了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你刚刚录用她，她就怀孕，接着就要休产假。这意味着招进来一个人，很可能在几年内对公司没有任何贡献，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虽然有的招聘简章要求不允许向求职者询问婚育状况，但人力资源管理者培训时，对于面试提问有针对性策略。“不能直接问，但可以通过旁敲侧击的方式，想办法掌握这方面的信息。有些企业明面上不写仅限男性，但还是有权力不录用这样的女性。”阿雯说。
2002年出生的王若瑾，上初中时被男同学欺负了一年多。开始是在写作业时，被抢走文具袋，后来是眼镜。她近视600多度，像被大雾蒙了眼睛，只能慢慢走向他们。那些男生“像看小丑一样嘲笑我”。她被绊倒，挨打。谢师宴那天，一个男生送她回家，在小区门口告诉她，当年那些男生欺负她，是因为喜欢她。
她在信里引用了金智英的话：“如果真的喜欢一个人，不是应该对她更温柔体贴吗？不论是朋友、家人，还是家里养的猫猫狗狗，都应当如此。”
四、
1979年出生的段斌，是一名男性来信者。他是中部某二线城市的公务员，这本字数不算多的书，两个小时可以看完，但他翻来覆去地看了3天。之所以有如此强烈的共鸣，与他初为人父有关。他说，过去对女性主义了解甚少，但陪妻子备孕、怀孕、生产这一路走来，尤其是经历指导同房、人工授精、试管婴儿之后，他对女性有了全新的了解。
妻子生产时，段斌在产房陪产。让他印象最深的，除了冰冷的手术钳，还有大夫冰冷的指令。“他们经常做这件事，不可能很温柔地呵护你，用的都是职业用语。”但段斌承认，虽然自诩女性主义者，但对妻子的痛苦，他不能完全感同身受。
“我所考虑的只是作为人所应当平等享有的权利、共同承担的责任，而非这是男人干的、那是女人做的，男人不能做、女人做不了这样的观念。社会存在的因素是每一个单独的个体，个体组成家庭，家庭形成据点，据点形成城市，城市构成区域，区域组成整体。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独特、独立的责任和义务，将这些形成基础的自律和意识，会让自己逐渐看到何为平等。”段斌写道。
这些信件最终被收录进一本小册子。收录的第一封信来自2000年出生的温酽，她的最后一句话写道：“就像反对按学号排队的柳娜，为女儿们争取房间的吴美淑，公开偷拍事件的姜惠秀那样，发出我们的声音吧。”